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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精简”历史镜鉴 　　50年前,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了困境,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危机,国家出现大饥荒。如何克服困难?陈云提出,唯有减少大跃进以来多招收的职工和膨胀的城镇人口,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当时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首要问题”和“一项根本性的措施”,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非常时期”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自1961年至1963年上半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和吃商品粮人数2800万人。周恩来说,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搬家。故谓之“大精简”。 　　大精简是“三面红旗”这样一个“左”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在当时就引发过一些问题,如全国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请愿、上访、闹事、自杀和离婚等事由。而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好转的情况下,被精简职工的生活救济、复职复工及其家属要求返城等又成为新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在当时、后来乃至今天也未得到解决或长期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已演变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当年的精简退职人员现在大多年龄在70岁以上,近十多年来,他们多次向政府和自己当年所在的企业和单位提出增加生活费及生老病死等方面的诉求,这方面的信息时常见诸网络媒体,主要涉及政策、身份认同、待遇的改善和生活补助发放等方面的问题。反思大精简,其历史镜鉴发人深思。 　　 　　招人容易减人难 　　 　　大跃进期间,各级各地大办工厂,机器到处响,工厂遍城乡,引发了1958年和1960年的两度大招工,所招收的职工相当数量来自农村。期间,城镇人口的迁移增长占增加的城镇人口总数的67.0%。由于城市职工增长过快过多,致使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城市供应紧张和农村生产困难的局面加重。由于全国农业减产,轻纺工业的农产品原料短缺,加之煤电能源等供不应求,许多工厂生产困难,开工不足,处于被迫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刘少奇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总起来讲,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得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人不可。 　　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意味着既有的一部分城市职工和人口由城市户籍退转为农村户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顺常事情,有悖人口迁移常规,且不光是一个被精简本人及其家庭的问题,更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艰巨复杂的精简工作虽然完成了,没有出现大乱子,但在当时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而被精简职工要求复工复职和提高生活待遇等却演化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陈云感叹道:“大跃进几年来增人太多,这件事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招人容易减人难,以后再不能这样搞了。”大精简的深刻教训昭示我们,就业是民生之本,必须统筹好经济社会的关系,使经济发展同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密切结合,在改进和完善劳动用工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反城市化是倒退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事关工农联盟的巩固,事关城乡差距的缩小。反城市化则有悖社会进步的趋势,妨碍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城乡一体化的实现。大跃进使不少农村地区年轻的劳动力流向城市,而大精简又使这部分原先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转而变成城市剩余劳动力逆向流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过一番折腾,农民还是农民,身份并未改变。这就违背了人口迁移规律,形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畸形现象――逆向人口迁移和反城市化运动。 　　有研究者认为,依据“列文斯坦法则”,即在人口迁移的方向上,净人口迁移流通常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是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据此,本次人口迁移是一次逆向人口迁移,违背了人口迁移规律,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次大倒退,它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城市化进程,直接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迟滞。大精简的史实启示我们,反城市化是一种倒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遵循人口迁移规律,从国情出发,统筹工农,兼顾城乡,循序渐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美好愿景。 　　 　　粮食是重中之重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但手中有粮时,政府对粮食的重视程度、人民对粮食的珍惜程度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弱,甚至会产生错觉,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处置。如陈云所说,“一九五八年是丰收,大跃进,认为粮食问题不大了,人可以大批进来了,结果城市人口增加很多”。大跃进期间,由于党和政府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发展的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村生产的困难,这方面的困难自1958年冬就显现出来了,粮、油、副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的供应普遍紧张起来,一些地区闹粮之风,此起彼伏,越是“红旗县”越厉害。三年自然灾害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由于缺粮严重,有相当一部分城乡居民患了浮肿病、肝炎和妇女病,更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