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富足下荒凉.docVIP

公共财政,富足下荒凉 　　政府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投资”。纵观中国30多年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政府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投资者。在被锁定的经济结构中，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依然只有投资。 　　 　　一直以来，政府的财政观念基本上是“财政收入越多越好”，“财政支出给经济建设的份额越大越好”，以致形成“税收政绩”、“建设政绩”。不少地方仍以此为考察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这种“以政府利益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和考评机制，纠正起来很难。从1994年到2008年的国家和地方财政预算看，支出最大的两部分依然是“经济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费用”。 　　“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权力的再分配，社会的结构变迁和公平正义程度的增减。”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承认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公共化，任何对财政的使用都必须有法律依据，逐步减少中国财政支出体制中存在的“任意性”、“长官意志”等现象。 　　 　　被异化的财政投向 　　 　　GDP的高速增长再加上这些年中国积累的2万亿外汇储备，使中国眼下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款”。按说国家富裕如此，老百姓们应该普遍高兴才是，但事实却有反差――面对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有相当多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可说是疲于奔命。 　　以教育为例，早在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2008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GDP比例为3.5％，始终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个水平也远低于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5％的世界平均水平。一方面是教育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教育领域不恰当的产业化，造成了中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水准的持续下滑。 　　医疗方面财政支出的形势更不容乐观。有调查数据显示，1978年－2008年，中国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筹资总额比重由20％上升到63％。而政府投入的比例仅为16％。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 　　除了医疗投入不足，医疗体制缺失更严重，公共医疗服务严重缺失和弱化。目前国家力推的“新医改”，也在政府官员等传统利益群体面前遭遇“软抵抗”而裹足不前。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说，对公共财政进行评价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国民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力度。在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财政的钱有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即便讲求效率的美国，其财政也有1／3以上的钱用于社会保障。在英国，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支出总额的比重，1982年为53.5％，1989年至52.93％，1993年达65.5％。而中国目前这方面的投人大概占国家财政的12％左右，相比之下，比例显然很低。与社会保障投入偏少相对应的，是国内社保基金的巨额缺口。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前理事长项怀诚表示，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缺口在1万亿元以上。而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这一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之巨。社保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08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年度报告披露，截至2008年底，基金资产总额5130.89亿元。 　　作为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领域缺乏的另一面，中国公共财政在政府行政开支方面的慷慨却令人瞠目结舌，此前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透露国内“三公”消费高达9000亿元的文章，被国内外媒体纷纷转载。如此大的支出，揭示国内财政资源使用上的极度低效，近1／6的财政用于吃、玩和坐车。如此高的“三公”消费完全可以说是政府系统的“集体腐败”，同时也凸显出国内公共财政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投资背后的隐秘计算 　　 　　公共财政在极端异化的同时，掌握着公共财政的政府之手却在用投资这种形式尽情在中国大地上“作画”。 　　财政专家倪红日分析，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加大投资、兴办企业的积极性虽然得到了一定遏制和矫正，但仍不足以进入“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的职能合理化状态。事实上，在对地方官员实际上仍以GDP为核心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再加上“任期办N件实事”的压力，很难消解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不少地方投资，仍可通过土地一级市场收入等预算外财力和政府出面的“招商引资”举措得到支持，并在官员的政绩考核方面得到明显的正向回应，使之成为地方决策层面持续的兴奋点。 　　的确，目前中国的税制结构和分配格局中，地方财源中对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依赖程度仍然较高，非税收入管理中的不规范程度仍然较高，这些确实与地方政府热衷上项目、加大投资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关联，“但这些绝非分税制财政体制之过，板子打到分税制上，是完全打错了地方。”贾康认为。在中国被锁定的经济结构中，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