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者精神在清朝敛退.docVIP

狂者精神在清朝敛退 　　明之狂的篇幅已经占去太多，无论如何不能再“狂”施笔墨了。下面循历史时序，再略谈清朝的狂的问题。很不幸我们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已经很少看到士之能狂的踪迹了。 　　明清易代不仅是政权的鼎革，也有文化的激变，所以顾炎武有“亡天下”之说。明中期以后城市经济发展迅猛，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士商合流的现象，社会的中上层的生活趋于精致化和休闲化，这为作为知识人的士阶层和商业精英的自由狂放提供了适宜的土壤。1644年清兵入关问鼎，第二年南下摧毁南明小朝廷，带来的是强悍的同时也是粗糙的生活方式。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援引河东君的友人汪然明的一封信函，颇及明清之变给西湖景观造成的影响，其中写道：“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徵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畏缩，欲不早归不得矣。”(《别传》中册第377～378页)。汪信中的“沧桑后”一语，指的就是明清鼎革。晚明之时如此繁华旖旎的西湖，陡然间变成了清兵的“饮马之池”，这是何等的沧桑巨变。不用说“选妓徵歌”的夜游狂欢了，白昼里游人尚且因恐惧而畏葸不前。 　　陈寅恪先生在征引汪然明的信函之后写道：“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深。吁!可哀也已。”(《别传》中册第377～378页)寅老的史家之叹，给我们留下诸多思考。实际上，清之代明而起，知识人和文化人首当其冲，要么投降，要么死节，生命尚且难保，除了偶尔的因病而狂者(“病狂”)，哪里还能找到正常的“书狂”和“士狂”?更不要说龙性使然的“龙德之狂”了。四十年的武力征伐(1644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三藩)，百年的文字狱(顺治十六年的庄廷龙修《明史》案到乾隆五十三年贺世盛的《笃国策》案，中间经过128年的时间)，已经让社会欲哭无泪，知识人士欲言无声。狂的社会条件没有了，狂的心理基础也不存在了。相反，裁狂、悔狂、??狂、刺狂成为一个时期流行的社会风气。 　　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从学术思想上不能认同王学流裔的肆狂之风，他们主张学术的经世致用。黄宗羲明确提出，应该“追踪往烈，裁正狂简”(《黄梨洲文集》卷四“前翰林院庶吉士韦庵鲁先生墓志铭”)，而且认为根源就在宋明之学。他说：“自周、程、朱、陆、杨、陈、王罗之说，渐染斯民之耳目，而后圣学失传，可不为病狂丧心之言与?”(《黄梨洲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还说：“余尝疑世风浮薄，狂子?民群起，粪扫六经，溢言曼辞而外，岂有岩穴之士为当世所不指名者?”(《张元岵先生墓志铭》)这已经是直接针对晚明的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开刀了。“狂子谬民”、“溢言曼辞”八字，可为晚明“狂士”写照。王夫之则以自己的“不随众狂”(《姜斋文集》卷八“章灵赋”)而自诩，并谆谆告诫子侄：“狂在须臾，九牛莫制。”(《姜斋文集》卷四“示子侄”)亦即要从小做起，把“狂”消灭在萌生状态，瞬间的狂念，都会造成将来的不容易改正。吴梅村的精神为明清易代所扭曲，心系故国，身仕新朝，诗中未免发为慨叹：“比来狂太减，翻致祸无端。”(《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四首》其二)。可是另一方面在《梅村诗话》里，又不忘颂美抗清英雄瞿式耜的气节，特摘引其就义前的《浩气吟》其三的名句“愿作须臾阶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及稼轩好友别山和诗中的句子：“白刃临头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上海古籍版《瞿式耜集》第233、235页)可以想像他的内心是多么矛盾呵! 　　《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的生平大体与乾隆一朝相终始，已经是“海宴河清”的所谓“盛世”了，但他通古今，知流变，对思想潮流的消长隆替有自己的特识。他对晚明的“狂”风也是持批评态度的，《文史通义》“繁称”篇的自注有云：“欧、苏诸集，已欠简要，犹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则无理取闹矣。”所谓“近代文集”云云，自然指的是中晚明的文风。而“逐狂更甚”，“无理取闹”的判语，批评未免过矣。他接受孔子的“狂狷”思想，但不能认同后世的解释。他认为孔子“不得中行，则思狂狷”是取材于《尚书》“洪范”的“三德”，即“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日柔克”。换言之，在章学诚看来，“正直”相当于“中行”，“刚克”相当于“狂”，“柔克”相当于“狷”。问题是那个“乡愿”，本不在“三德”范围之内，却“貌似中行而讥狂狷”，结果“乱而为四”。他说乡愿是“伪中行者”。而且人心不古，除了“伪中行者”，还有“伪狂伪狷者”，这样就“乱四而为六”了。于是由孔子的“四品取向”变成了中行，狂、狷、乡愿、伪中行、伪狂、伪狷的“六品取向”。难道是章学诚陷入了现代解释学所谓“过度诠释”吗?非也。他也许是从历史流变的人生世相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