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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视域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既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或主线，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中心战略。农民工市民化包括了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时序环节，而且每一环节的推进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支持。由于特殊的二元制度使然，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与制度不当同时并存，阻碍了市民化的进行。只有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逻辑起点，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土地退出制度、户籍进入制度、社会保障融合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9―9107(2011)06―0020―05 　　 　　对于制度约束条件下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科学和合理的对策建议。但是，总体上来讲，已有的研究仅从城市的角度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忽视了从城乡统筹发展视角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研究。当“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解决城市与乡村发展一系列问题的核心与关键，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谋求城乡可持续发展重要路径的背景下，如何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视域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影响因素及其运作机制，剖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困境，并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与创新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条件 　　 　　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条件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了农村退出的土地制度、城市进入的户籍制度、城市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制度性条件构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集”力量。其中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作为核心层的制度安排，其意义在于“解除束缚”，促使劳动力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与充分竞争，消除城乡二元差异，使市民化的进程加快。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的意义则在于“促进发展”，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保证核心制度改革成功的同时，促进市民化的完全实现。充分的制度供给是农民工市民化得以实现的保障，正是在不断???善的制度变迁中，使农民工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并进而融入城市。 　　 　　(一)农村退出的土地制度 　　土地具有双重功能，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的生活保障。但是，过分地强调“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强调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也会使农民在向城市化道路的迈进中缩手缩脚，患得患失。其实，对农民来讲，土地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两种功能：既是农民的生产生活保障，也是农民的枷锁。农民获得土地是一次解放，农民放弃和离开土地也是一种解放，而且是根本意义上的解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最终消失了“自我”(农民)，获得了新我(城市居民)。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农民成为雇佣工人所必需的条件时所言：“第一，农民因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成为唯一的谋生手段；第二，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的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转让权。”我们强调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农民永远留在土地上，而是要强调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因为农民有了土地权利，就可以在市场上以市场主体的地位去进行平等交易，去交换他认为值得交换的东西，包括他们的保障和身份。这种交换能否成功，取决于土地制度的设计。西方大国现代化之路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就是很好的例证。尽管之中多了几分血腥和残忍，少了一些温情和怜悯，但却使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彻底摆脱了土地的羁绊，实现了向市民化的彻底转移。 　　 　　(二)城市进入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的功能在于人口统计和社会治安管理的目的，而不是对于人口流动的限制。劳动力根据工资和偏好，自由选择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工作岗位。而自由选择首先必须自由流动，只有在流动中劳动力个人拥有和支配劳动力的权利才能充分体现，这是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这一点，我们从国内外户籍制度设计的历史中就可以找到答案。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规模。此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臻完备和周密。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少齐民”，再到宋代的保甲制，展现了我国户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户籍制度的发达程度。我国历代政府对户籍管理的重视程度是最高的，它通过体系完备的社区组织、行政网络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点，建立了自上而下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历史上的户籍制度虽然具有地域性、等级性、世袭性等特征，但更体现了户籍在人口统计和社会管理的职能。在日本，实行“户籍随人走制度”，人口流动完全自由。《宪法》规定国民享有迁徙的自由，国民不分地域自由择校(只要成绩合格，交得起学费)、自由择业、自由选择住宅；在法国，实行“严格＋随意”的户籍制度，严格体现为法国人的户籍信息与他们的就业、职业、经济收入、宗教信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