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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 张维迎 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 激励（代理）问题 激励契约与决策权的权变配置 激励报酬模型 棘轮效应 员工激励中的效率工资 激励与管理层行为 对管理层的激励关键在于对其行为度的把握，稳定和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设计有必要与金融契约（合同）相联系. 管理层行为或行动影响其盈利能力（激励或代理问题). 企业价值如何取决于决策权或控制权的分配. 财务结构优化、决策权配置以及道德风险问题的解决.  关于财务结构已有的观点 金融契约（Financial contract ) ：关于金融家与融资者之间如何交易的一种契约. 财务结构：股东、债权人、优先股东，各自对公司效率或投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 什么决定公司负债（债务市值）——权益（权益市值）的比率？  关于财务结构已有的观点 金融契约理论的观点：尽管缔约各方事先不能确定应制定何种决策（不完全契约），但可以事先选择决策程序，方式之一就是财务结构的选择（权益与债务融资的比率). 决策权是动态和可转移的：当企业有偿付能力时，股东拥有决策权；当企业处于破产状态时，债权人拥有决策权。 关于财务结构已有的观点 不同于MM 定理和JM 结论仅强调现金流要求权的差异与分配产生的激励作用，更强调在初始契约交易中决策权的分配。 理论参照：MM 理论（在没有税收、没有激励和信息问题的理想世界里，项目或企业融资的方式无关紧要） 证明：投资者无论采取股权还是债权方式，都可收回投资C ，而企业家获得V－C  激励（代理）问题 企业或项目的价值会因管理层行为特别是其非金钱利益消费而降低。企业最佳的债务一权益比或资本结构应为：防止经营者消费额外津贴的边际收益等于其从事风险行为的边际成本。解决上述代理问题的最优方法是提供一份激励计划I = f ( V ) ( Jensen 和Meckling , 1976 ）。 但其没有回答为什么用财务结构而非激励计划来解决。 激励契约与决策权的权变配置 应对道德风险的激励契约： 激励契约是对道德风险（败德）行为的一种反应，它通过促使人们对其行为后果至少是部分承担责任从而来强化对个人的激励。在本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应对道德风险行为的激励契约其本质和形式，以及提出一些用来理解、测算和设计这样的契约的准则。尽管这些讨论主要涉及聘用契约和绩效报酬，但其原理在各种制度背景下已经并且正在得到广泛的应用。 激励（代理）问题 Myers和Majluf给出了MM 定理失效的一种原因：如果经营者拥有信息优势，他们不愿选择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来筹资（稀释现有股东利益）而是选择通过出售收益对信息不敏感的债券或债务来融资(Myers和Majluf, 1984 ）. 激励（代理）问题 同样缺陷：财务结构起作用仅仅是因为经营者处于一种特殊的激励计划之中，如果经营者是按照企业市场总值V 的一定比例获得报酬，由于现有股东的损失被新股东的收益所抵消，在这样的激励计划下经营者将乐意发行新股，财务结构变得无关紧要。 决策权的权变或动态配置 金融契约理论关注：一旦企业家和投资者的金融契约关系建立，决策或控制权的分配如何影响现金流和私人收益（类似于非金钱收益，除职务消费外，既有正面的个人成就和声誉，又有负面的裙带关系和资金转移等，可以与现金等值）的替代关系。 私人利益的存在导致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出现潜在的利益冲突，关键在于关系建立后谁拥有决策权。 决策权的权变或动态配置 假定项目生产的现金流为V ，私人收益的数额为B ，企业家从项目现金流中可以得到的比例为θ，投资者得到（1 –θ） ，项目在第0 期建立，决策和收益均在第1 期做出和实现。则第1 期中企业家和投资者的目标函数分别为： 企业家：maxB + θV 投资者：max (1 -θ ) V =maxV  社会计划者：B + V （帕雷托效率，社会剩余） 决策权的权变或动态配置 这里关注的是企业家和投资者谁应拥有事后决策权，社会计划者仅仅是一个概念，一般没有决策制定权，但体现出更多的正外部性，政府往往扮演这一角色，在中国要避免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之嫌。 决策权的权变或动态配置 为了确定最优契约在两种极端契约（企业家拥有全部现金流量权（ θ = 1 ）和决策权与投资者拥有全部现金流量权（ θ = 0 ）和决策权中的位置，引入投资成本或无风险债务C 和中止某一项目的损益值L 。 当L B + C 时，投资者应掌握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利； 当L = B + C 时，作为盈亏平衡点投资者或企业家均可拥有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利； 决策权的权变或动态配置 当L B + C 时，企业家应拥有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利。 上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