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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鸿章身上看晚清政局 李鸿章，晚清的第一重臣，他的存在与晚清四十年的政局有莫大的关联。李鸿章的信条是既要做官，又要做事，既要维新，但首先要自保，从这当中多多少少都折射着当时晚清的社会现实。于是我们可以从晚清历史漩涡里的重臣——李鸿章身上去看一看日落西山的大清帝国。 早在清军入关，清朝统治开始之初“国家的军队”便是八旗兵和绿营兵。但是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一再下旨地方加紧组织团练，而清军最终镇压太平天国依靠的仍是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由此可见，清朝的“国家军队”是多么腐朽不堪，简直是不堪一击，清王朝在历史长河中风雨飘摇，苟延残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曾国藩、李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因军功受重用而参与到清王朝的上层统治，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得到了提高，对以后晚清的政局变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李鸿章在奉旨镇压太平天国政权时不但负担后方筹饷的重任。他曾在《覆奏殷兆镛等务陈江苏厘捐折》中提到“至有人另片奏江苏各项捐款加以各县田捐，岁可收银四千万两等语。奉旨江苏捐款虽繁，亦断 不能如所奏之多，究竟可得若干，如何开支，著造册报部核销。”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的府库空虚，财政非常吃紧。之前已经税目繁多如今又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饷又加紧征税，巧立名目，将军费转嫁到人民头上，更激化了阶级矛盾。 在晚清的政局中说到李鸿章就不得不说一下曾国藩。曾国藩是湘军的统帅，位高权重，更重要的是他是李鸿章的老师。按道理上说，满洲贵族自入关以来对汉族官员是防范甚严尤其不让他们掌握军事实权。但是太平军对八旗、绿营兵的摧毁性打击使清王朝不得不重用汉族官僚。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曾国藩权倾朝野而他的湘军的地位也举足轻重。清王朝害怕曾国藩的势力因此而做大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于是清廷极力限制并同时重用李鸿章以及他的淮军用来牵制曾国藩。由此可见，晚清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虽然李鸿章取代曾国藩成为直隶总督，但是李鸿章遇事仍会向他的“恩师”请教，他们总是在与朝廷争地方利益、与顽固派斗争时总能互相配合。从曾李的密切关系来看，晚清在一定程度上也免不了权力“下移”地方开始“坐大”的命运。 说起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他镇压的过程中，美国人华尔的洋枪队（华尔死后由戈登领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当时清政府军备是多么废弛。可是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清政府刚刚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签订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那为何还同意洋人在中国境内组建“军队”甚至是利用他们去镇压太平军呢？原来是在前两次鸦片战争中，外国侵略者虽然打到京师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热河，可是英法侵略者在签订不平等条约得到一定的利益之后撤军。而太平军声势浩大，旨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面对这内忧外患的局面，清政府为了自己的统治竟选择与外国侵略者狼狈为奸，出卖尊严，将整个中华民族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无论站在哪个立场姑且不论孰是孰非，但是作为统治者并没有维护它的子民反而将他们推向深渊，难怪清政府人心相背最终逃不过走向灭亡的命运。也许历史在他选择抛弃他的子民那一刻就注定了。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仍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半梦半醒，但是对外交往中委曲求全，不不妥协。而李鸿章作为臣子，作为晚清的外交大臣，他向来也是倾向于“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外交态度。事实上，我觉得这种态度多多少少也是清政府立场的反映。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弱国无外交”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正确也确实是晚清外交的写照。 自明朝以来，中国一直与琉球、朝鲜、越南等形成朝贡的宗藩关系。然而在晚清尤其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相继胁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一系列特权，日本见此形势也眼红列强在华的权益，可当时的日本也是刚“睁眼看世界”不久，完成明治维新改革不久，所以对清政府还不太敢肆无忌惮。于是拿琉球“小试牛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野心勃勃侵占琉球，但当时的清政府毫无战略意识而日方又咄咄逼人，清政府想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有怕一旦处理不当会引起兵戎相见。恰好当时美国卸任的总统格兰特来华游历，于是清政府示意恭亲王奕和李鸿章请格兰特从中调停。当中可见清政府的软弱和无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日本在以后对华的态度之所以那么校长蛮横有部分责任得归咎于清政府的纵容和软弱。 另外，日本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并在琉球事件尝到甜头后更加觊觎朝鲜——中国的另一宗藩国。当时的朝鲜也是实行“闭关”政策，但是当时的日本为了实行他的海外扩张政策用武力敲开了朝鲜的大门。这对于宗主国——中国来讲又是一大外交挑战。然而在当时政治局势之下，清王朝并没有出兵帮助朝鲜，而是李鸿章在朝廷的谕旨下，给朝鲜的元辅大臣李元裕的信件中劝朝鲜与各国立约通商“似宜用以毒攻毒以制敌之策，”与欧美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实际上是整个清王朝只能向过去的“藩属”推介“以夷制夷”这种炮舰外交横行时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