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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球运动看中国体育职业化道路的探索 0803130120 金成 2011年一月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李娜在新赛季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波11连胜，使李娜获得了一个悉尼赛的冠军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亚军。李娜一跃成为了中国体坛的一姐。而这一亚一冠也让李娜收获了将近800人民币的奖金。自从单飞后，以李娜、郑洁为首的中国金花们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我想成为职业选手”—— 早在八十年代早期，一些网球选手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声。那个时代，你最多可以夺取国内冠军，站在温布尔登中心球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依然没有人可以成为职业选手。在90年代，李芳和易景茜是中国女队水平最高的两位运动员，但是她们面对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参加比赛很少，她们只有在奥运年的前一年才能够出国参加比赛。 众所周知，网球运动时一项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运动，网球赛事分布在全球各大洲，拥有一套完善的比赛运转体系。职业网球赛事奖金丰厚，职业运动员获得奖金后交完税后剩余部分可以自由分配。而生长在举国体制的中国运动员奖金是要交给网管中心统一分配，运动本身并不能获得太多的奖励。 “那个时候没经费啊。”曾夺取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单冠军的易景茜回忆起那些“苦日子”十分感慨，“对我来说，只有在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００年之前的一年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出国去比赛，可是过了奥运会之后，就没有这么多机会了。” 网球赛事中的四大满贯比赛是所有网球运动员心目中的殿堂，当然也包括中国运动员。然而由于缺少经费，缺少参加更多比赛的机会，她们的世界排名上不去，不能进入那神圣的殿堂。然而当四大满贯的梦想愈发遥远的时候，奥运会的参赛机会就变得弥足珍贵，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努力，还是摆脱不了一轮游、二轮游的厄运。网球比赛是非常残酷的，因为实行的单败淘汰制，就是输一场就被淘汰的制度。而每一轮的奖金和积分差别都很大。 ２００２年是一个转折点，那年的釜山亚运会成为中国网球史上的滑铁卢：七个比赛项目中没有一名选手跻身四强。那以后，加大投入、侧重女队正式成为中国网球确定的突破方向，而方式方法则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走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化道路。 　　其实这个尝试早在９０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为易景茜等选手找外教、尽量寻找出国比赛机会……但限于条件，这些举措对当时的中国网球来说有些杯水车薪。时任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张小宁曾经在２００３年算过一笔账，一个选手一个赛季打２５周的比赛，所需费用大概１０万美金，而网管中心一年的经费才３００万元人民币，再加上出去比赛成绩不好，往往拿不到什么奖金，这中间的投入和产出实在不成比例。至于个人参赛，对于收入不高的中国人来说，更像一个“神话”。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决定了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职业化道路，再多的付出在网管中心看来也应该。于是，在两年的蛰伏后，２００４年中国女网终于迎来第一个春天。 如今看来，雅典奥运会女双的夺冠似乎更像是一针兴奋剂，让在“中国职业化”道路上前行的中国网球感觉找到了方向。之后的投入更大，而回报也开始变得更多：郑洁／晏紫两获大满贯赛事冠军、郑洁破天荒进入温网四强……一直到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６日这一天，一切都彰显着这条“准职业化”道路的完美。 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一类赛事上的这几朵中国“金花”，也越来越像“职业选手”了。 有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全运会和大满贯赛事，你选择哪一个？相信只有中国运动员会选择全运会，世界上其他的网球运动员都会选择大满贯比赛。由于中国运动员的培养模式大多还是通过各级省市专业运动队层层培养和筛选、其中的精英最终进入国家队的所谓“三级管理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就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在体育上，就是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而中国实行的“三级管理模式”，地方政府也提供的很多资金，所以有时全运会对运动员来说显得非常重要。与举国体制相对应的是市场体制，指的是选拔和培养运动员的经费及其它费用由市场行为来筹集。但只有少数职业化程度高、商业化程度强的体育项目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大多数的其它体育项目，因商业性比赛根本没人看，靠市场体制是不可能解决的。世界上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运动主要有足球、篮球、网球、高尔夫、F1、花样滑冰、冰球等一些运动。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酝酿，这几年中国女子网球率先出成绩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李婷孙甜甜获得了女子双打的金牌，2006年郑洁晏紫获得了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和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两项大满贯赛事的女双冠军，双打世界排名来到了3、4名，同年李娜打进了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女子单打8强，李娜的单打世界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