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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探析 ——对非此即彼方法的超越并与胡建先生商榷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正是因为成为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答案才显示出了生命力。这是人们不断的阅读、理解、解释李大钊著作的意义源泉，同时文本的意义本身就是在后人理解和解释中产生的。基于这一点，探析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在今天的意义只有通过文本本身的张力和后人对它的解读。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包括对道德的诉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经济决定论的意义及其局限，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等几个问题。另一个重点是与“工具理性抑或价值理性——陈独秀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之差异”的作者胡建先生讨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问题。不可将陈独秀和李大钊用这两个词来概括他们的社会主义观。 [关键字] 李大钊 社会主义 工具理性 现代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这是个老题目了。从论文选题的角度来讲，它有点不合时宜，既非学术热点，也不构成通常意义上的“经典文本”。然而，作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正是因为成为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答案才显示出了生命力。这是人们不断的阅读、理解、解释李大钊著作的意义源泉，同时文本的意义本身就是在后人理解和解释中产生的。基于这一点，我想通过文本本身的张力和后人对它的解读，来探析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在今天的意义。 写作本文的想法，源于最近读了胡建先生发表在《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工具理性抑或价值理性——陈独秀与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之差异”。看完这篇文章后，本着学术争鸣的态度，有几点疑惑想与胡建先生商榷。胡建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然而，从深层推究，“俄式社会主义”终不过是实现马克思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而在价值理性方面，即在经由革命而建构的社会主义模式上，陈独秀与李大钊的见解迥异。”通过他对两位思想家的社会主义观之比较得出：“总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重在其意义的皈依，而陈独秀更青睐‘俄式社会主义’的实用功能，认为：‘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和制度。’（《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77页）于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陈独秀在其漫长的岁月中，就常将‘俄式社会主义’这种工具理性误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与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观之间的差异体现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异趣。”[1-22] 这样一种典型的归类法，其实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样极易将李大钊丰富的思想简单化。 要质疑这个结论的准确性，就要先弄清楚所谓的工具理性（too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通常人们认为是马克斯-韦伯将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解释为一个日趋合理化或合理性(rationalization)的过程时提出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 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出现总是伴随着社会行动样式的重要转变。他相信人们正在远离基于迷信、宗教、习俗和长期习惯的传统信念，越来越青睐强调效率和未来结果的理性的、工具的算计。工业社会里几乎没有多愁善感的余地，也不会仅仅因为世世代代都是那么做的就去做某事。韦伯将科学、现代技术和科层制的发展总体描述为合理化，即依据效率原则，以技术知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组织。如果在传统社会里，宗教和悠久的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那么现代社会的标志则是出现在从政治到宗教再到经济行为等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的合理化。[2-14] 然而韦伯并不看好这个合理化的现代社会，或者这个表面看起来合理的社会其实并不合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完全可以，而且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3-143]吉登斯将这些担忧概括为，“韦伯害怕作为一个体系的现代社会通过试图规范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来压垮人类的精神。他尤其担心科层制潜在的压抑性和非人性化的作用以及它对民主命运的影响。18世纪的‘启蒙时代’，一个拒绝习俗、迷信，崇尚科学技术的取得进步、财富和幸福的进程也会产生其自身的危险性。”[2-14]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工具理性扩张的后果。在此意义上，韦伯区分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指人主观相信行动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它将价值判断引入行动，全力关注行动是否符合绝对价值，而对行动可能会引出什么后果则在所不计。与价值理性相反，工具理性是人们排除价值判断或立足价值中立，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能力。合乎工具理性的行为必须考虑三个因素：条件、代价和目标。工具理性并不追求不切实际的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