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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宪法学视阈下的民初根本法-历史论文 比较宪法学视阈下的民初根本法 杨天宏 摘要：民初制宪经历了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临时约法》趋重“民权主义”，强化立法机关，造成权力失衡的政制结构缺陷。 《中华民国约法》趋重“国权主义”，集权行政，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作了铺垫。“天坛宪草”虽适度削弱国会权力，却在限制国家元首的用意下保留畸形的责任内阁制。《中华民国宪法》在文本上比此前各根本法都完备，但所作“联邦”的制度设计呈模糊化倾向，对“统一”与“联邦”如何协调，并无具体制度规范。民初制宪存在政治局势干扰及时人政治观念淡薄等问题，但以国民党和进步党为代表的两大政治派别先后操控制宪则是宪法畸变的关键。 关键词 ：比较宪法学 民初 根本法 民初国人追求西方资产阶级“共和民主”政制，因民国肇建，基础待奠，经纬万端，制宪成为急务。这一时期先后颁布的宪法及宪法性质文件有5个，即武昌起义后不久由独立各省都督联合会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下文简称《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之后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于1923年10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和段祺瑞执政府1924年11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其中，除《中华民国宪法》具有较为完整的宪法含义外，其他几个可称为“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Law)。 民初制宪过程历尽艰难曲折。王宠惠曾称宪法为“不祥之物”，他根据各国制宪历史和清末以来的立宪经验指出，一部仅数十或百余条款的宪法，往往需要付出牺牲无数生命、抛弃无量财产的巨大代价，鏖战流血，史乘屡见，“谓之不祥，谁日不宜？”制宪引发流血政争，与制宪取径不同及根本法的制度建构差异有关。而激烈的政争又构成一种动态语境，与根本法文本一道，提供了以比较宪法学理论方法认知民初各根本法的基础，这对近代中国政制史的重建，意义非同寻常。 比较宪法学(Comparative Constitutions)是伴随宪法制度与宪法文化的发展逐步趋于成熟的一门学科，是以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不同国家宪法现象的共性与个性、寻求宪法产生及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19世纪后期布戈尔（Burgess，今译伯吉斯）撰写《政治科学与比较宪法》 -书，以欧美主要国家的宪法制度及运用过程作比较，得出宪法制订并不依赖现实法的形式，历史及革命的力量是更重要因素的结论。20世纪初，德国学者波纳哥(C. Bonegal)将比较宪法学界定为比较特定时空及文化共同体的国家宪法以探明其特征的一门学问。受西方学者影响，中国早期比较宪法学的学者如王世杰、钱端升等亦注重各国宪法的比较研究，所著《比较宪法》虽声称不以国别为标准而以宪法规范的问题为标准，却将中国与西方分别处置，大致属于问题探讨与国别比较相结合的研究范畴。书中涉及中国宪法的部分并未脱离国别史的写作窠臼，似难视作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案例。 比较宪法学偏重不同国家宪法比较，与各国制宪的历史密切相关。西方主要国家的宪法多有自己的统系，生成时间较长，很少一个国家短时间内产生多个成文宪法的情况，缺乏国内纵向比较的基础。中国则不同，民初短短15年间，就颁布了多个宪法性质的文件。这些文件或以美国宪法为蓝本，或以日本宪法作参照，或以法国宪法为镜鉴，或借取多个联邦国家宪法，采石他山，形质异趣，具备以比较宪法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条件。 鉴于中外制宪史的差异，本文拟将目光移至国内，选取《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及《中华民国宪法》展开分析。按照通常认知，这几个根本法，除《临时约法》系革命党人主导制定因而具有民主精神外，大抵均系服务于北洋军阀“黑暗政治”的制度建构，与民主共和追求背道而驰。《中华民国约法》为袁世凯集权提供制度支撑，被视为袁氏“帝制自为”的铺路石。《中华民国宪法》乃接受曹锟贿金的“猪仔”议员炮制，激进人士早以“娼妇不能产合法之婴儿”为由，将其抛弃。然而，如果用比较宪法学的理论方法对当时不同的宪法文本、制宪程序、宪法原则、制宪技术及行宪效果作悉心比较，则可能得出有别于既有结论的认知。 一、政体设计 比较宪法学一个重要义项是国家行政机关类型比较，政体设计是这一比较的重要内涵。从政制实践上看，民初政体曾几度变化。《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设计的是总统制，《临时约法》形式上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实际却铸成总统、内阁二元体制，《中华民国约法》恢复总统制且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在“天坛宪草”基础上修订完善的《中华民国宪法》则实施内阁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范的既非内阁制，亦非总统制，而是一种过渡性质的行政首长制，如果此一过渡因方向不明可暂且不计，则民初政体主要为总统制和内阁制两类。 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