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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关于“明白人”争论 　　今年各地都在结合新中国建立60周年搞各种纪念活动。在与党史研究人员探讨新中国6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我想起去年在参观一个工业系统改革开放30年展览时,看到的全是承包、提成、利改税这些内容,而对于我们如何解放思想、突破长期以来“左”的影响,如何拨乱反正、整顿企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展览中却根本没有反映。 　　 　　我今年已经80岁了,在我60余年的工作生涯中,思想上曾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次是青少年时代因对贪腐的蒋介石政府失望、从“工业救国”理想转向投身革命;另一次则是突破长期以来“左”的影响,走向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先后担任北京市化学工业局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市经委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市经委主任,市委工业部部长一直工作在北京市化工、经济战线上。在走向改革开放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思想撞击就是关于“明白人”的这场争论。虽然时间已经过去20余年,现在我也从北京市政协退了下来,抛开个人得失,我认为关于“明白人”的争论是值得回忆、总结的一段史实。 　　 　　来自实践的提法 　　 　　1982年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长期以来“左”的影响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两者之间的矛盾客观存在着。如何选班子、如何选人才,当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改革开放前长期形成的“左”的选人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另一种是按照改革开放的需要,选拔小平同志提出的“四化”干部,即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这两种观点在北京相当多的企业里已经深刻存在着,而且不同的做法带来了不同的结果。1982年全国继续整顿企业时,两者也就不可避免地相撞了,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1980年,我从北京市化工局调到北京市经委。当时张彭同志是北京市经委主任,我和张健民等同志是副主任。我负责企业整顿和改革这一块。1982年,全国继续整顿企业,当时中央具体抓的,主要是国家经委,特别是副主任袁宝华同志亲自抓。1982年初,袁宝华同志到北京调研,我跟着他一起调查了一批企业。 　　那时北京的企业是什么状态呢? 　　当时粉碎“四人帮”没多久,改革开放刚起步,相当多的老同志和技术干部还没有回到领导岗位上,有些甚至还在车间扫地,班子里还有不少造反派,企业的掌权者里什么人都有。怎样才能按照中央的指示让企业真正掌握在能够干活的人的手上?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在实际调查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企业要走上正轨、要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领导班子的作用非常重要。有的厂子财务科长根本算不清账,换一个人,马上就清楚了。原来企业赔钱,换一个人,就赚钱了。当时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大胆启用中青年干部和技术业务干部,企业的生产也就迅速发生了变化。用当时工人的话来说就是“班子变了样,生产大变样”,说这就是班子里来了“明白人”。 　　调研中,很多工厂都是这种情况。 　　当时,首都钢铁公司以企业管理好和经济效益高闻名全国,就是因为整顿领导班子抓得好。1976年至1982年,先后5次调整领导班子,一共选拔了165名厂处级领导干部。与1977年相比,厂处级干部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由28%提高到52%;有技术职称的由23.2%提高到52.4%;在政工干部中,熟悉技术业务的也占37%。 　　北京市无线电元件九厂的领导班子,经过3次整顿,当时5名正副厂长中4名是大专毕业生,1名是中专毕业生,厂级干部平均年龄从46.5岁降到42岁。他们朝气蓬勃,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81年比197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85.9%,利润总额增长26.4%;1982年1月至5月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产值增长21%,成本降低19%,利润总额增长43%。 　　对于“明白人”,不同的做法就有不同的结果。正应了一句俗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一方面很多厂子嚷嚷说到处缺少“明白人”,另一方面“明白人”却到处被埋没,这是当时北京企业,也是很多中国企业的通病。那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北京汽车制造厂有一位过去不受重用的技术员,被邻市选拔走了,他设计改装了130型小卡车的结构,产品备受欢迎,在竞争中把北京的同类产品甩在后头。我们许多同志对此深有感触。 　　冶金系统有一个小厂,领导班子长期由一个自称是“老娘”的人当家,一切事都由她说了算,她不懂业务,不讲原则,不少事办得使人啼笑皆非,这个厂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当时这样的企业为数还不少。 　　为什么提“明白人”?一般来讲,说干部要“四化”,即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不会有什么问题。但要领导好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政治上、业务上都得明白,必须是“明白人”。“明白人”是工人的语言,通俗的表达,大家一听就明白。这个说法更形象具体、通俗易懂。 　　 　　“明白人”不是什么新提法,不是我想的新鲜词,也不是我们的发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