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肉搜索”多元思考.docVIP

对“人肉搜索”多元思考 　　随着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大众传媒对全球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普利策早就指出，在三权鼎立之外，媒体有着无法替代的权利，而成为第四权利。随着互联网的一网打尽，人肉搜索的广泛使用，媒体权利也不断扩张，成为这个社会表达自由言论、评论实事的一个重要渠道。 　　“人肉搜索”是一个典型的以媒体为开放式平台进行的思想斗争和话语权博弈，是一种特殊的媒体权力。从“70码”、“李刚门”、“天价香烟”等案例可以看出，“人肉搜素”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舆论监督的范畴。“人肉搜索”或者说“网络通缉”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的必然，是民意发泄、表达、诉求的必然。“人肉搜索”能使违法悖德的权贵人物无所遁形，能使光辉感人的事迹在第一时间为全国人民所熟知和关注，对于呼唤和维护社会公理和正义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高官猥亵女童事件”中，网民的评论鲜有地百分之百全部站在了“人肉搜索”一边，最终搜索出其真实身份并引发全国对该恶行高官的猛烈抨击，这样的“人肉通缉”无疑是一种强大的“媒体权力”，可以视为“挑战现存的政治等级制垄断有影响力的传播的局面”。 　　但是，随着网络的愈加开放和网络舆论力量的不断强大，“人肉搜索”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对于一些仅涉及价值判断和道德层面的事件，“网络通缉”的后果往往非常惨重――“很黄很暴力事件”13岁女孩被人在网上肆意恶搞和攻击、“烧狗案”事主全家“外逃”避难、“陈易事件”中陈易的母亲不幸离世……很多情况下，惨烈的后果并不是网友的初衷，但是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行动一旦开始，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它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局。而网民们自己经常无法把握道德、法律等界限，所以使得“人肉搜索”常常被贴上罪恶的标签。由此，围绕“网络通缉”是否侵犯公民隐私权、是否是网络暴力、是否是越俎代庖、“网络通缉”愈演愈烈对公众利益而言意味着什么、“人肉搜索”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等一些焦点问题的争议，也在学者、媒体从业人员、普通网民之间展开。最大程度发挥了传者和受众能动性的大众传??媒介，在缺少必要的法律监管时，很容易发展成权力的膨胀，产生危害性的后果。媒介权力的自由开放和令行禁止，这之间又该如何平衡？ 　　2010年5月，浙江省政府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初审通过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这一条例被认为是针对“人肉搜索”的禁令。近年来的多项网络调查均表明，网民不仅支持“人肉搜索”，还认为“网络曝光”是惩恶扬善、反腐倡廉的最佳途径。由于争议大，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不得不对该条款再次进行审议并重新表述为：“金融、保险、电信、供水、供电、供气、医院、物业、房产中介以及其他掌握公众信息的单位，不得将其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息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提供给他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息。”于是网络上有人高呼“人肉搜索”“死里逃生”了。 　　然而，尽管最终死里逃生，但浙江的这一举措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而非“抗议”，也是因为，“反搜派”“挺搜派”和中立派各有呼声。 　　中立派认为，只要“人肉搜索”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就应得到鼓励和支持，否则，就应受到限制。然而，这一表述没有解决这样几个问题：所谓“公共利益”到底该怎样区分和界定？除非是明显有证据表明的违法行为，否则，如何将一个事件定义为是“违背公共利益”的？网络上活跃的网民的大多数，能否代表全国公民的大多数？即使能够代表，那么全国公民的大多数意见，是否一定代表了公平和正义？此外，“鼓励和支持”的“度”如何把握？谁来把握？效用又有多大？ “限制”又如何限制？ 　　“反搜派”据以上问题提出，“人肉搜索”更多倾向于“媒介暴力”，很容易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的暴政”一词的缔造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一些特殊的环境条件中还存在促使多数的力量不仅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且促使它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网络平台是这一“特殊的环境条件”，则网民的舆论力量就是“多数的力量”。如果有人将诸如小偷、公车上不给老人让座者的照片发布到网络上，引发起人肉搜索，对当事人造成巨大影响的话，从法理意义来说，这确实是违法行为。 　　道德的挞伐极易变成“道德霸权”，主流意识形态更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少数人的意见予以孤立和宰割。比如那个在汶川地震后用摩托车载亡妻回家的男子吴家方，因为“人肉搜索”而引发两波一轮高潮。第一次他被盛赞为“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好男儿”，第二次，半年后他再婚的消息传开后，网络意见陡然360度大转变，很多人开始对这一“忘情负义”的行为大加鞭笞，甚至搬出苏轼和元稹的悼妻诗来做道德对比，试图证明吴家方的再婚行为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