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发展经济学-第九讲：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pptVIP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看到，韦伯命题所关注的并不是某种宗教的具体教义，而是某种系统化了的观念导致的社会行为的模式，对于一种体制的出现所具有的奠基作用。必须承认，新教无疑鼓励了资本主义或者某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的行为模式，并使这种模式合法化；其次，新教改革的长期影响是逐渐消除了宗教对商业活动领域的过分干预。新教使个人对于道德行为负有高度责任，减少了教士的权力，于是新教商人能够从教士们对他们施加的不利束缚中摆脱出来。 高度信任的社会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因此，无论宗教当局对商业事务的行为做任何判断，它们还是逐渐放弃了基督教会的权力应调节或直接管辖日常商业行为的立场。简而言之，在16世纪和17世纪，商业领域世俗化了。商人日益独立于教会的权力，有比以前更大的自主性。原来束缚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被逐渐改造为鼓励和支持商业资本主义的力量，而它恰恰使通过新兴商业体系为了顺利运行而倡导的教义来施加影响的。罗森堡认为，新教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之所以要比其他教义更大，其实是宗教间的竞争的结果，商业采纳了新教，因为它更适合发展商业活动的要求。这一点类似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新兴的商人阶级可以随时寻求另一个较为理想的政权来给予庇护。 高度信任的社会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新教是16世纪的产物，它并没有预计到亚当斯密在18世纪提出的经济学说。新教并不是经济学说，但是它为商人阶级提供了教士控制范围之外的改度的个人道德准则，而且还提供了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诸如节俭、勤劳、忠诚和守信等优秀品质的道德规范。新兴的商人阶级和他们自主的经济部门也像其他大型的自主社会体系一样，需要一套适用的道德伦理体系。新教比天主教更迎合了这一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高度信任的社会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 经济学院罗卫东 * * * * * * *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即使是跨家族的信任和合作也必须采用家族运行的模式。大大小小的黑社会组织通行的仍然是家族主义。两姓之间或者两家的成员之间要发展起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必须履行拜把兄弟的仪式。历史上著名的桃源结义故事时代相传，在中国影响极大。朋友之间的义气也必须扯上结把兄弟，认干父母的关系才算妥帖。 华人家族主义的文化根源：儒教与家族文化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财产平均继承制度与水平锁定 家族本位的文化当然并不必然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它也必须要与某些附加的制度结合在一起，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福山等人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子嗣平均继承权对产业资本积累的消极作用作了考察。他们认为，资本积累难以在中国社会中完成，原因正是这种平均继承权制度。中国家庭严格遵守父系结构，继承权只有男性家庭成员才沾边，父辈的所有财产是所有儿子均分，这样在子女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有限的土地或浮财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划分后，每一个人所能分得的耕地就越来越少，甚至有朝一日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穷人家庭的平均继承自不待言，即使是富裕的家庭，平均继承权也意味着家产在一两代之后就会坐吃山空，其结果就是很少有中国的名门望族像欧洲或者日本的贵族一样，其家产可以历经好几个世代仍有同一个家族所拥有。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在中国还缺乏领养外族外姓成员的机制。在中国社会里，儿子不仅是薪火相传的重要角色更要负担社会保障的重要功能。因此一个家庭若是缺乏男性子嗣或者孩子早夭，或者不成器，需要领养他人的儿子时，基本上无法建立向外族外姓领养的制度。虽然入赘是一种缓解男性成员稀缺的办法，但是外姓的入赘也必然增加了家产外散的危险。同姓无法通婚使得外姓人的入赘成为招婿的唯一出路。外姓人是不能信任的。要么收养完全未开智的婴儿，但是隐藏婴儿的真正出身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样，中国的家庭若要从家外引入男性成员，通常采用的就是过继子嗣的做法。而不会普遍地向社会开放家庭。这样做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人力资本在全社会的扩散受到了阻碍。 财产平均继承制度与水平锁定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福山总结说“强势的家族主义、子嗣平分家产的制度、欠缺领养家族外成员的机制，加上对外人的极度不信任，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特有的经济模式，这在当今的台湾和香港工商文化里，都可以获得多方的引证。” 财产平均继承制度与水平锁定 *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罗卫东 在华人社会里，家庭向来是抗御社会和自然风险的自然机制，经过反复的内忧外患，军阀混战、列强的侵掠、集体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的剧烈动荡之后，中国人的家庭意识到底变得怎么样了呢？许多研究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显示，今天的中国人的家族主义情结似乎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打击，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是变本加厉了。甚至那些口口声声要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