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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靡亡国：被简化的道德解读-历史论文 奢靡亡国：被简化的道德解读 特约撰稿 十年砍柴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职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革无萤火，终言垂杨育采鸦。 地下若连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这首唐代诗人李商隐所写的《隋宫》，后世流传甚广。从艺术角度来评价，这不是义山最好的诗之一，它的价值更在于一种道德警示，即用隋炀帝这个“反面典型”来阐发诗人在另一首七律《咏史》所言的大道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隋朝两世而亡，败在隋炀帝杨广的手里，这是史实；而杨广执政时，生活奢靡，亦是史实。但隋之亡，统治者主要是皇帝和高官生活奢靡是决定性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值得商榷，历史的逻辑，并非道德逻辑那么简单。 统治者应当勤政俭朴，这是古今中外主流价值观所提倡的，没有哪个民族哪种思想资源公开宣称“奢靡有理”、“浪费无害”。勤俭治国或治家更是主导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近两千年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历代圣贤谱系中地位崇高、也可说是第一位非神话的圣人周公，在辅佐年少的周成王数载后，将政权交给成王时，发布了一篇被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推为执政宝典的训示，即载入《尚书》的《无逸》。此文通篇就是告诫执政者不要贪图安逸，不要生活奢靡。 “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日：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拜此文及《尚书》中其他文章所赐，商纣王成为了奢靡亡国最早也最有名的典型。 尽管类似《无逸》这类道德说教的文章在中国典籍中不胜枚举，尽管多数开国君王如隋文帝杨坚比较勤俭并希望垂范于后世子孙。但于富贵中长大的继承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奢靡，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下，这几乎是无解的历史宿命。 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这是人性的弱点，一个人要主动克服这类弱点需要强大的道德自制能力，殊为不易。帝王将相也是俗胎肉身，除了少数一些筚路蓝缕、历经艰难而打下江山的开国皇帝，深知守业不易以及一些能遵循儒家道德的高官做到自我克制外，多数帝王和高官，很难抵抗住权力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其中最难克服的便是肉身的享乐。而且权力越大，权力带来的财富越多，则掌握权力的人，其生活越可能堕入无节制的奢靡状态。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奢靡往往是权力的派生物，它是政治腐化的一种结果，而非导致政治腐化乃至亡国的根本原因。 对于掌握权力的人在生活享受上优于常人，这是多数人认可的一种“不平等”，即便在现代社会，公众对民选的政府领导人耗费巨大的安保、公务费用，以及英、日那样君主立宪国家每年花大笔钱养一个王室，认为是一种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这钱花得程序合法、过程透明。而在中国古代，士民更认为当皇帝和当大宫的生活水准优于一般老百姓理所当然，老百姓能承受统治层适当的“奢靡”。汉高祖刘邦征韩信回京，责怪萧何督建的未央宫太富丽堂皇，萧何解释“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打消了高祖的顾虑。宋代宋庠、宋祁兄弟早岁艰苦，后经科举发达。兄长宋庠责怪弟弟宋祁生活太奢靡，问他是否记起当年一起在州学吃粗饭苦读的往事。宋祁的回答是，正因为记起早年受苦的事，所以现在才要好好享受。 “适度奢靡”既然是可以承受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几乎所有政治上的坏毛病归结为统治者的“过度奢靡”？ 以两晋和南北朝为例，这是一段中国的“文化苦闷期”，曹操父子和司马氏，皆以“诈术”得国，为了克服篡位的意识形态障碍，他们在上层社会有意识地提倡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价值观，使汉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毁。然而魏、晋亦自掘坟墓，最终失国于“诈术”。司马氏得天下后，已无稳定的、进步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来维系自己的道统，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慑和利益诱惑来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认可和支持，但这种类似“分赃体制”的政治架构是很脆弱的。晋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乱”，一直到东晋南渡，豪门和大军阀造反从来没有间断。 在“胜王败寇”这种功利性极强的价值观主导下，道统不存，社会精英的精神世界集体沦落，及时行乐、得过且过几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选择，因为明天是充满变数、风险极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种麻醉，他们的人生已经找不到更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石崇与贵戚王恺、羊琇斗富的故事更是为后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后被杀时，感叹因财惹祸，有人看中了他们家的财富。数百年后，晚唐诗人杜牧在石崇纵酒享乐的金谷园遗址上感叹：“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从两晋到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