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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权让利国有企业改革突破口 　　编者按：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20多年来，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这个主线，我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袁宝华同志在很长时间里站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线，积极指导和领导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整顿和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末期，他主持并领导了以扩权让利为突破口的企业改革，揭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本刊特约记者专门就这方面的问题采访了袁宝华同志。 　　 　　“放权让利”，企业改革的一项内容 　　 　　记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您看来，国家经委为什么首先要抓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件事？当时国有企业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袁宝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经委就开始酝酿企业扩权这件事了，一直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提出企业扩大自主权的十条意见，经会议原则同意。到同年7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上，国务院拿出来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五个文件。到这时，对国有企业扩权才有了具体的文件规定。企业的扩权，这在当时是经济战线上影响很大的拨乱反正工作。拿财政部的话来说叫“放权让利”；就企业来说这不仅是拨乱反正，而且是重要的企业改革的一项内容。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段国家经委的工作，与“文革”期间国务院生产组的工作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和变化？我看明显的不同，就是“文革”期间生产组一天到晚在被动应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委是主动地出击了，就是开始主动地进取了。一个被动，一个主动，这就是明显的不同。明显的变化，就是“文革”期间生产组是救火队，补漏洞，拆东墙补西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委的工作主要是企业的整顿和企业的改革。 　　当时国家经委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我看主要是三方面：一是当时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财政部门。我们主要是想通过企业扩权使企业有点自主权，什么叫自主权？很重要的就是个“自主钱”，企业能有点钱。可是财政部门改革滞后，对企业还是重重枷锁，企业负担太重。二是我们感到政企不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部门对企业干预太多，特别是行政干预太多太多，企业扩权就是想松动一下行政的干预，减少一点行政的干预，可是主管部门热衷于行政干预，这种习惯势力根深蒂固。三是企业内部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就是在托儿所呆惯了，你让他出托儿所他还不习惯。 　　 　　在改革过程中最难的是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 　　 　　记者：1978年10月底至12月初，您率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日本，考察了日本企业管理的情况。这一次考察对加快我国企业改革是不是有很大影响？ 　　袁宝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就思考着运作企业改革这件事情。1977年，我和李强同志从英、法两国访问回来之后，向先念同志作了汇报。后来李先念同志又要我们到日本去访问，考察一下它们的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这样，我们国家经委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于1978年10月底至12月上旬去日本访问。我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邓力群同志是顾问，他那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团长是徐良图、叶林同志，秘书长是张彦宁同志，代表团成员有宋季文、张淮三、周壁、马洪、刘昆等同志。代表团还有一些年轻人，像孙尚清、吴家骏等同志。 　　在访问日本的过程中，我们分组重点考察了新日铁君津和八幡钢铁厂、鹿岛钢厂、三菱电气公司、小松工程机械公司、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松下电器公司和东芝电气公司等日本的代表性大企业。在考察的间隙，大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日本的企业为什么能够搞活？我们的企业为什么存在许多问题？都深感我们的企业必须进行改革，要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我和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和吴家骏同志都深感必须从理论上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贯彻有计划按比例原则离不开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来生产。提出这些看法，在当时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直在酝酿的。我们到日本考察回来后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时，正式提出来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但当时在思想上还有两个界限：一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一是货币不能成为资本。同时也提出了企业改革的问题，怎么样才能使企业权力大一些。 　　我们代表团从日本考察访问回来后，于12月底向国务院作了一次汇报，华国锋同志主持听汇报，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对于我们的汇报，我感到特别是先念同志听进去了，他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汇报中，我特别讲到在我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