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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政府公信力信息沟通能力培养探究 　　摘要:政府公信力事关政府存亡，是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的重要保障。当前，政府（G）、媒体（M）、公众（P）三者之间信息沟通的变异，带来了政府绩效与公信度的非正向演进，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从信息沟通的角度，剖析了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机理，指出只有培养和提高三大信息主体的信息沟通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政府公信力，并初步探索了培养政府信息沟通能力的途径。 　　关键词：政府公信力 信息沟通机理 信息沟通能力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提升公信度的能力，是政府在长期履行职责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关系到政府存亡。我国政府在改革实践中一直十分重视提高政府公信力，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在管理实践中进行了大量改革，取得了较大成效。随着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提高政府公信力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亟待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 　　 　　一、政府公信力与信息沟通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定，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依赖于政府业绩的提高。于是，学者们从提高行政效率、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与研究，如奥斯本、盖布勒、罗尔斯、高卫星、王冰、邹东升等中外学者分别从提高政府绩效、改善公众政治参与、转变政府职能以及改革政府机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动了政府机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绩效，改善了公共服务和公民政治参与状况，使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然而，另一现象同时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政府绩效的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却并没有随之提高。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积极开展新公共管理运动，全面提升了政府绩效，带来了美国经济强劲复苏。1958年至1970年，美国GDP从448.9亿美元增至882.4亿美元，国民收入也从364.0亿美元增至798.4亿美元[1]，进入90年代后更是实现了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然而调查发现，1958年，75%的被调查者相信联邦政府总是或者大部分时候在“做正确的事情”；而到2002年，只有33%的人这样认为[2]。政府行政绩效的提升并没有提高政府公信力，甚至，政府为提高公信力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被公众误认为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虚假行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行政效率极大提高，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24.66万亿元，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则由381元升为18665元，是1978年的49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1978年的1％上升到2007年的5％以上。然而2006年《小康》杂志调查发现，政府官员在“信用最差的5个职业群体”位居榜首[3]。可见，政府绩效提升与公信度不一定呈正向演进趋势，在绩效得到提升的同时，政府公信力却下降。 　　基于上述情况的产生，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政府公信力的流失问题，并从改善公众与政府沟通的视角研究提升公信力，主张通过良好的互动沟通促进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支持和理解，开辟了提升公信力研究的另一视角。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指出：“政府工作的困难在于，它不仅必须干得很好，而且必须让公众相信它干得很好，换句话说，能力和表现都是必要的……”[4]。以托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行为的实践状态通过信息传播过程作用于公众主观感知获得的，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感知是公信力的必要条件。童兵、林坚等我国学者对政府信息传播因素进行逐一解构，试图通过对政务信息的传递和宣传来塑造政府在公众心中的良好形象，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 　　尽管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公众与政府之间信息沟通对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作用，但其研究仅限于信息沟通的作用、意义等浅表层次，尚缺乏更深层次的对于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互动规律的探讨；特别是随着信息化的推进，媒体作用日益彰显，使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交流更加复杂化。由于还没有探索出政府、媒体、公众三大主体信息沟通的机理，无法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因此还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效果。笔者认为，在政府业绩已有极大提升的情况下，政府、媒体与公众之间信息沟通的变异造成的公众误解，是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的重要根源之一。本文在深刻分析三大信息主体信息沟通机理的基础上，指出政府公信力的提高依赖于政府、媒体、 　　公众沟通能力的提高；初步探索了培养政府信息沟通能力的途径。 　　 　　二、信息沟通机理与信息沟通能力的提升 　　 　　⒈政府、媒体、公众信息沟通机理 　　政府与公众之间良性互动直接反映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政府有效运行的基础，而信任程度取决于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沟通的情况。在信息活动中，信息传递主体所处的环境、对信息的需求以及信息识别能力的不同决定了信息沟通的不同状态。一旦信息沟通出现变异，就会带来主体不同的信任状态，政府公信力就会受到影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