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声音已经很弱.docVIP

文化批判声音已经很弱 　　文化的国家批判声音一度很强大，但现在已经平静下来。 　　 　　“民间批判已经非常微弱，现在没有人听你在说什么。”全中国只有这么一个文化批评研究所，研究所里只有那么几个人，尽管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及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在民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尽管“文化批评”这个词今天已经被到处滥用，“文化批评家”也有如雨后春笋，但朱大可对目前的文化批判格局并不乐观。 　　在中国，威权时期国家主流的文化批判曾经一度强势，尽管有些批判刚开始是由民间发声的，但也很快被纳入主流。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1954年两位年轻人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第四卷第四期，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简论及其他》一文，批判俞平伯、胡适的新红学。而毛泽东当时正要在全国开展一场革命文化的改造战略。于是，两位被毛泽东称为“小人物”、刚刚从大学里走出来的青年，似乎一下子以革命红学的姿态取得了正统地位。更有意思的是，早在李蓝二人自由地批判俞平伯之前两年，被称为安徽第一才子的白盾，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过《红楼梦是“怨而不怒”吗》一文，对俞平伯的新红学提出质疑。原名昊文慧的白盾，当时只有30岁，曾经当过教师和编辑，自然也是小人物。但是白盾后来被划为“右派”，关进监狱，所以在后来批判俞平伯新红楼的宏大叙事中，他就被清除了出去。 　　无论被“请”出了叙事的白盾，还是被利用了的李希凡蓝翎，原本并非授意于任何人，只是民间的批判声音，刚好契合了主流的思想，由民间发起，而由主流发力推动的文化批判，经过不断地拧紧和上劲，最后不断升级终于变成了“文化革命”。这场质变过程真是文化的不幸。 　　同样是由一个历史文化事件引发，姚文元1955年兴高采烈地批《海瑞罢官》，就是授意于江青。这一批判，不仅批死了明史学家、北京副市长吴晗，还把北京市委市政府翻了个底朝天。威权时期的国家批判可见一斑。 　　 　　网络时期的批判 　　 　　从1990年代到现在，无论中国还是国外，民间阅读最大的变化就是互联网化、电子化。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第4期，刊载了电子阅读器???这种拿在手中的图书馆，更进一步地把人类的阅读，从纸张上带离开来。这一招比电脑还要来得彻底，因为它能够随时携带，获取知识比电脑更便捷，还因为它的容量极大，能够容纳无数个图书馆。 　　在认可从“阅读的角度来讲，互联网还是很重要的”基础上，朱大可还是对互联网时代的阅读，提出了尖锐批评。因为现在“小孩子最大变化就是不看书，他们要找东西，就到互联网上去查”。 　　“从哲学上讲，书是自我闭合的，印刷出版之后，它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被偷换，所以更加可靠。虽然书永远是他物，但它可以与我合为一体的。从本体论角度上讲，它更接近本体。而互联网永远是外在的、开放式的，今天看是这样，明天看又变调了。它游移、恍惚、不可确定，没有安全感。互联网是永远的他物，没有达成与人的内在契合，它随时可以抛弃你。维基百科和百度，谁都可以上去修理它，改得面目全非。”朱大可把阅读方式的变化引入哲学范畴后，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能够各述己见地被修改的维基和百度，带给人类的是什么?是知识?还是一个事实的百相?作为事实它还有没有本体，有没有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在每个人手里，是个拼图。这就是后现代阅读在互联网时代的困惑。 　　事实上，即使是印在纸上的传统阅读，它提供的知识也有不可靠性。 　　尽管批判者朱大可认为这两种阅读形态并不对立，还是应该理性地来判断，但他也不无担忧，这种全新的阅读，将把这一代青年人造就成什么样?是能安心地看下去，还是一如互联网海量信息的多样、不可知、浮躁、片断化、要素化和现抓?“那种碎片化，只有现在时态、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瞬时化，要什么挑两页看一看，知识没有连贯，不成系统。” 　　网络阅读，实在是一个不可低估也不可否认的新东西，想低估它也可以，但能使自己变成一只鸵鸟。网络突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这叫人的基本权利。而每个人都可以就一种知识有自己的看法，于是，一个事实就有了很多种“答案”，知识成了没有相对确定答案的东西，而很多人又不具备或没有判断力，这无疑扰乱了价值视听。对于一个正在创建自己价值观的少年，有些东西会把他搞糊涂。“这个事情管他干嘛?他就会放弃判断，人云亦云是一种情况，放弃判断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没有了价值观，在日常中做事就没有原则。因此，互联网是个双刃剑，它使年轻一代文化智力发生退化，失去有效的判断力，这在8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互联网时代容易使年轻人首选判断放弃，第二他说出自己判断的方法也是错误的，我对你观点不同意，一二三四你说嘛，他却上来就‘x你妈’”。首先是没有立场，而后是有了立场也不知如何表达，这就给我们日常阅读制造了巨大的困惑。 　　朱大可还用“广场效应”来形容互联网传播：所有人都在大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