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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纠结中的日夫科夫 　　观察中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有许多角度,除了诸如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对外政策等主导方面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那就是对原东欧国家最后一拨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评价。从剧变之前的天堂跌落到剧变之后的地狱,这些领导人刻骨铭心地体味到了人间的冷暖和世态炎凉。 　　 　　两个时代的纠结 　　 　　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将二战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视为它们原本属于西欧的历史的中断,被迫与苏联模式和苏联捆绑在一起,成为东欧。与此相适应,这些国家又将剧变之后的社会转轨视为抛弃这种模式和这种控制,重续与西欧的“前缘”或“回归西欧”,加入北约和欧盟就是突出的表现。因此,剧变前后的两个时代就明显带有不兼容的特点。这样一来,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大潮中,原东欧国家的末代领导人深深地卷入泛着情感泡沫的政治漩涡之中,他们几乎都成了悲剧性的主角或主角之一。不仅如此,在社会转轨的最初年代,他们还要背负着终结在他们手中的那个时代的十字架,有声或无声地承受着一个由情感主导的时代对一个权力主导的时代的报复。 　　在他们当中,最惨的当属罗马尼亚前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在两个时代刚一交锋就被处死了。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更多的领导人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被逮捕、审判,如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东德的昂纳克,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等人。匈牙利的卡达尔1989年5月被免职,7月就去世了,2007年5月,他的墓被毁,其根本缘由还是对他所承载的那个时代的痛恨。由于国情不同,社会对他们人生或人格的评价也有所区别,但总的说来是赞美变成了诅咒,圣人变成了庸人甚至恶人。受到指责和审判的原东欧领导人的“罪行”也都惊人地相似:滥用权力,破坏法制,贪污腐败。公正而论,由于长时间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们不可能与这些弊端毫无干系。只要掉进五彩颜料的体制之缸中,有谁能幸免着色呢?但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两个时代发生的碰撞与冲突,否定过去的时代是一种政治时尚。当然,东欧这些末代领导人都认为自己在剧变后的遭遇不公平,几乎没有“缴械投降”的,都利用各种场合和各种方式为自己辩护。???过,随着转轨进程的不断加深,由政治情感主导的社会也逐步平和下来,民众重新回归理性。差不多在十年之后,他们又相继从“庸人”变为“常人”,社会对他们的评价开始趋向客观。 　　 　　冰火两重天 　　 　　所以,在这些国家游走时,我就特别关注与这些领导人有关的实物载体,努力从它们身上读出东欧国家独特的政治文化。在保加利亚,我要寻找的无疑就是日夫科夫。 　　生于1911年的托多尔?日夫科夫从1954年起就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先称第一书记,1981年后改称总书记),1962年起任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先任部长会议主席,1971年后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直到1989年11月被解除这些职务。在他当政期间,保加利亚的社会发展和与苏联的关系均很顺畅,没有像东欧其他国家那样发生动荡和冲突。由于东欧剧变浪潮冲击的是社会主义实践和对苏联的依附关系,因此,日夫科夫几十年来稳固不动的政治地位瞬间也被颠覆了。1989年11月,迫于党内“改革派”的压力,日夫科夫在保共中央全会上宣布辞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职务。不久,他又被解除了保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90年1月,保加利亚最高检察院指控日夫科夫“在执政期间制造了民族矛盾,获得没有法律根据的大量社会财富和滥用职权”,将他逮捕。1992年9月,日夫科夫被保加利亚最高法院判处七年监禁,罪名是“滥用职权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好处”。被软禁四年之后,日夫科夫于1996年被“无罪释放”。又过了两年,他因病去世。 　　在短短的几年间,日夫科夫对自己“过山车”般的人生满腹狐疑,也感到十分委屈。他在回忆录中说:“近七八年来,我经常阅读到对我进行的各种杜撰和捏造,这令我感到惊奇。我把这些杜撰、捏造同过去许多年中往往是同一些人加在我头上的赞誉之词相比较,反复阅读,简直使我难以置信……把一个人英雄化与捏造事实以便攻击此人之间的距离竟然如此之短”。其实,把这些放在两个冲突的时代里去解读,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在日夫科夫的别墅和出生地 　　 　　与东欧其他国家同期领导人相比,日夫科夫去职后的遭遇不算最差的。更为重要的是,日夫科夫在保加利亚虽然不再是“神”,也没有沦为“魔”。在访问日夫科夫故乡过程中,我对此深有感触。时过境迁,斯人已去。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日夫科夫的影子在保加利亚的一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的。我先后参观了日夫科夫的一个别墅和他的出生地。 　　在许多国家,最高领导人拥有国家提供的高级别墅是一种常态,而且可能不只一处。我参观的日夫科夫别墅坐落在一个不算小的村镇里边,与其说是别墅,不如说是钢筋水泥筑成的堡垒,外表看上去十分拙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