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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初探 　　【摘 要】现象学方法是一种以“本质直观”为核心的哲学方法。与传播学两大传统学派所习用的经验方法和思辨方法相比,现象学方法既能突破前者的“经验一般化”困境,亦能补足后者的“先验判断”缺陷,从而实现对传播学研究的传统方法的超越。从在这个意义上看,代表了一种全新思维态度的现象学方法,足可通过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一种“思的可能性”而与传统方法形成互补,由此展现出它在这一学科领域中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现象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应用前景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现象学方法述略 　　 　　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向来以其独到的方法论著称于世。胡塞尔指出:“现象学,……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1]而这种方法,一般认为,就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即“本质还原”)。 　　我们知道,胡塞尔的毕生夙愿,乃是将哲学建设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以为各种具体科学奠定绝对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因此在他看来,哲学家首先需要追问认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而这一追问的落脚点即在于确认思维具有无可怀疑的绝对被给予性。在这里,胡塞尔对笛卡尔哲学有所借鉴。众所周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表明:我可以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我的“怀疑”,因为当我怀疑我的“怀疑”时,我就已经在怀疑了。显然,“我思”所具有的这种自我明证性正是胡塞尔所需要的。他强调,我们在进行思维(这里的“思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一切知觉、体验、认识、想象等――现象学所谓的“现象”,即是呈现于这些思维中的意识现象)的同时,这个思维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直接给予我们的对象而被我们确定无疑地把握到。譬如,我看见远处有一棵树,不管远处是否真有这棵树,我的确看见了这棵树,即便这是我的幻觉,这个幻觉本身也是真实的。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看”:第一层“看”,看的是树,由于这棵树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因此是值得怀疑的;第二层“看”,看的是这个“看”本身,由于这个“看”本身正在进行,因此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第一层“看??旨在对那些外在于我的自在之物作出某种超越的判断,缺乏明证性的认识论基础;而第二层“看”则完全将自己限制在内在于我的思维直观中,“没有超越自身去意指什么”,[2]故它所获得的认识的明晰性是任何超越的科学都无法达到的。为此,胡塞尔主张放弃一切有关外部世界存在的设定,同时相应地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于世界的各种看法统统置入“括号”,存而不论。于是,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指向外在的超越的认识被还原为内在思维的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狭义的“现象学还原”(广义的“现象学还原”还包括下面将要提到的“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完成了清除研究对象中非明证性因素的工作,强调对纯粹的意识现象加以无成见、无预设的直接把握,由此围绕“直观”这一核心概念确立了现象学的“第一方法原则”:“任何原初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一切在直观中原初地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只能按照它自身被给予的那样被接受。”[3] 　　胡塞尔认为,借助狭义的“现象学还原”,我们已能看清认识的源头;但由于我们的认识总要追求某种普遍的有效性,故为了最终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还必须使现象学进一步上升为一门“本质科学”以阐明一般之物的直观性质。而在这个问题上,笛卡尔式的“我思”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它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思维本身,虽然具有作为认识之起点的自我明证性,但却无法将直观拓展为一种本质认识。因此,在充分吸收“我思”精髓的同时,胡塞尔提出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改造来利用它”[4]――即把它与“意向性”结合起来。 　　所谓“意向性”,是指意识活动必然具有的意指功能。换句话说,我们的任何意识都是关于某个对象的意识,没有哪个意识是无对象的。在胡塞尔看来,一切意识活动均可被视为意向性活动,其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对象,它产生于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激活”和“统握”。譬如,当我看一张桌子时,这张桌子的颜色、形状、尺寸等各种构成因素都进入我的意向活动之中,结果我只看到这张桌子本身。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去拼凑感觉材料,我所获得的就是直接呈现给我的意向对象。在这里,胡塞尔区分了两种“内在”:一种是“实项的”内在――即为意向活动奠基的感觉材料;另一种是“意向的”内在――即通过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处理而形成的意向对象。由于这个意向对象并未超出意识之外,因此它仍然是自我明证的内在之物。 　　至此,胡塞尔实际上指明了一般性被直接给予的途径。换言之,“本质直观”的可能性已经被暗示出来了。由于作为一种对“实项的内在”的升华,意向对象在自我思维的内在性中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只要我们考虑到意向性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构成的是个别的对象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