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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中国文化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伴随着列强的铁蹄，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名为传经布道，实则推行文化侵略。但是，却有这样一位德国传教士，抱着拯救苍生的淳朴念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被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打动、所震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不移的捍卫者和传播者，矢志不渝，奉献终生。他，就是卫礼贤。 　　 　　在近代中德关系史上，卫礼贤的名字举足轻重，不可或缺。一个只走了57年人生路程的德国人，却把生命中最宝贵的25年光阴留在了中国，其中的22年留在了山东青岛。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经意间，变成了如痴如醉的孔教徒。这其中究竟经历了怎样艰苦、复杂而又痛苦的心路历程呢？ 　　 　　为了师傅的嘱托 　　 　　100多年前的中国，满目疮痍，贫困落后。当时的上海，号称“冒险家的乐园”，无数怀有各种目的、不同想法的外国人，都涌到这座令他们热血沸腾的城市。1899年4月的一天，一艘德国劳埃德公司的蒸汽轮船，靠泊到了上海港。一位德国青年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走下了船，德国同善会的几个传教士来迎接他。 　　他在上海教会的宿舍中小住了几天，然后换乘一艘冒着黑烟、颠簸得十分厉害的小火轮向青岛进发。5月12日，青岛的倩影突如其来地跃出了海平线，给所有翘首以待的来客送上了一个惊喜。 　　那一刻，谁都不会预料到，100多年之后，当德国殖民统治的印迹早已在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销声匿迹的时候，卫礼贤――这个德国青年的足迹依然那样的清晰可辨。他那生花妙笔所写就的文字，连同一座蜚声海内外的名校一道，不时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 　　卫礼贤原名理查德?韦尔海姆，到中国后，他取汉文名字卫希圣，字礼贤。这个汉文名字寓意不凡，由此可见他热爱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程度。 　　1873年5月10日，卫礼贤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一个玻璃画工艺师家庭。他9岁丧父，家境的贫寒培养了他刻苦、勤勉的性格。他在图宾根神学院毕业，当上了牧师，其导师是当地德高望重的牧师布卢姆哈特，后来这位慈祥的老牧师成了他的岳父。 　　1884年，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神职人员在德国建立起同善会，主张“尘世传教”，即传播一种“非教条主义的基督教伦理”。走上神职岗位的卫礼贤追随布卢姆哈特，投身到新型教会的活动之中。 　　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1898年《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使得青岛沦为德国的“保护领地”，山东成为其势力范围。德国报纸刊登的一则“青岛需要传教士”的消息，吸引了布卢姆哈特和卫礼贤的目光。1899年1月19日，老牧师为自己的女儿和卫礼贤举行了订婚仪式。当天晚上，卫礼贤就出发了，目的地是遥远而陌生的青岛。 　　青岛给初来乍到的卫礼贤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呢？“冒险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气里，不多的德国人住在青岛胶州湾以南的一个小渔村，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庭常有的吵吵闹闹在这里显露无疑。旅馆和其他几座建筑尚未完工，德国人都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中。”“头一个晚上，我进卧室之时，砖地上稀稀拉拉铺了些稻草，耗子在床下和纸糊的顶棚上吱吱叫个不停。门也锁不上，不过我还是很快进入了梦乡。” 　　不能否认，信仰的力量在艰苦的环境中会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虔诚的基督教徒们在这里克己修行，传播教义。在卫礼贤之前，同善会已经向青岛派遣了一名传教士花之安，卫礼贤到了之后给花之安当助手。1899年9月，花之安染上痢疾，不治身亡，他临终前一再嘱托卫礼贤“到中国人中间去工作”。不久，卫礼贤也染上痢疾，由于青岛医疗条件过于简陋，教会只好安排他返回上海就医。康复之后，他的妻子来到了上海，伉俪二人于1900年5月返回青岛。 　　花之安最大的愿望是在青岛办一所医院、建一所学校，卫礼贤替他实现了。1900年，卫礼贤在胶州街（今胶州路）自己的寓所中开始招生讲学，翌年在武定路建起花之安医院。 　　 　　获赏四品顶戴 　　 　　顶戴花翎是清朝官场身份的象征。在清朝，两三个省设一个总督，各省设巡抚，省以下设道台、知州。道台、知州就是四品、五品官员。谁也没有想到，卫礼贤这个刚到中国时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的洋人，竟然会在六七年之后荣膺大清朝的四品顶戴。 　　大清朝的顶戴可不是随意封赏的，更何况对于外国人。卫礼贤靠什么赢得了清廷的青睐呢？那是因为他创办了一所声誉鹊起的学校――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 　　一所名校必定有一个名校长。今天的青岛九中桃李满天下，追根溯源到100多年之前，礼贤书院就已经遐迩闻名了，其名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监督（校长）卫礼贤。 　　卫礼贤创办礼贤书院时正当年富力强，不乏教育的激情和热情，他融汇东西方教育理念，提倡“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明确规定“凡入校习德文的少年，必须精通中文”，这在刚刚开埠不久的青岛对华人很有吸引力，学生报名踊跃，规模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