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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条件下基于吸收能力的政府知识管理模式研究 　　[摘要]与工商企业不同，政府部门中不具备组织变革及流程再造等条件，基于学习型组织的知识管理模式与科层制情境存在着冲突。围绕着如何发挥出科层制在知识管理中的结构性优势展开讨论，指出相对于学习能力，吸收能力的形成对组织变革的依赖性弱，并以相似组织间互利性和对偶性关系为基础，切合我国政府部门在知识生产、转移、共享与应用上的需求，提出一个基于吸收能力的政府知识管理模型。 　　[关键词]知识管理　吸收能力　科层制　政府 　　[分类号]G203 　　 　　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复杂环境下，知识的有效获取、生产、转移、共享与应用，是政府部门实现科学决策与高效治理的重要前提。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将知识管理引入公共管理领域，强调其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也开展了很多实践活动，例如：OEDC从2002年起出版年度成员国政府知识管理的调查报告，并通过网站发布了近300个案例；美国国防部开发了针对隐性知识转移与共享的“Project Exodus”；欧盟建立“Good Prae-tice Framework”以推动成员国政府间知识共享等。政府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已形成广泛共识。 　　然而，对于政府知识管理如何实施的问题，由于涉及领域广、层次多、较为复杂，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框架。一些研究忽视与情境的结合，简单移植企业知识管理模式，主张在政府部门导入扁平化、柔性化及虚拟化的组织结构，通过流程再造等方式打造“学习型政府”；实践中也存在着“唯技术论”的倾向，强调IT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忽视相应的制度与机制设计。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政府知识管理的目的出发，结合当前中国历史情境，分析在科层制约束条件下，基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政府知识管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并引入吸收能力的框架，在比较两种知识价值实现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吸收能力理论的政府知识管理模型。 　　 　　1.　学习型政府及其存在的问题 　　 　　学习型组织作为知识管理典型模式与主要形式，其提出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而真正引起广泛关注则始于1990年Peter Senge的《第五项修炼》。该书提出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外在环境，组织的结构要力求扁平化与弹性化，并强调终生学习、团队学习，通过不断自我再造，以维持企业竞争力。学习型组织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传人中国。2001年5月18日，江泽民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高峰会议上提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相继出现了“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政府”等新颖的概念。应该说，“学习型政府”是从“学习型组织”衍生出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着眼于学习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政府行为方式的改变，建立一系列组织学习机制，来增强政府在知识获取、转化和创造上的能力，提高行政绩效、实现科学决策与组织创新。 　　诸多因素都会对组织学习的能力与效果产生影响，如组织结构、领导风格、组织文化、成员个人素质和信息技术水平等，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组织结构与流程。传统科层制是一种权力按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模式，上下级之间有着明确的职能和权限的区分，命令自上而下地延伸，强调严格的隶属关系；在组织的各个层次上，通过程序、规章和制度控制其成员的行为。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是一种理性与法律相结合的等级制度，“纯粹的”、“理想化”的科层制具有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与普适性的特点，在现代社会化生产方式和法治条件下，科层制的出现是对大规模社会系统管理需求的理性化与高效率的反应。同时，韦伯也认识到科层制也存在着容易导致“官僚主义”以及对个人自由及人性的漠视等不足。 　　随着社会环境复杂性的日益提高，现代社会对组织适应性与灵活性提出新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已充分证明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由于强调命令、控制和服从，缺乏授权、分权和自主性，强调纵向管理，缺乏横向知识共享，强调组织内学习，忽视跨组织学习，强调效率，忽视创新，强调稳定性，忽视灵活性，而对组织中个体、团队、组织内和跨组织学习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针对传统科层制的不足，导入扁平化、柔性化、虚拟化的组织结构，实施流程再造等组织变革措施，就成为研究者与实践者普遍认同的提高组织学习能力的关键手段。 　　虽然近20年来工商企业的实践对这一取向的有效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验证，但是企业与政府组织不同。在市场环境下，企业可以较为灵活地调整其治理结构，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则事关全局，影响深远：宏观上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人口因素；中观上涉及行政权力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