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报道新中国“活化石”.docVIP

西方报道新中国的“活化石” 　　 　　“50年前，我不敢想象我会像今天这样成为这样重要活动的演讲者。当时，能有机会参加北京的一些招待会，采访到一些重要人物，我就很满足了。”一位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的外国人不久前在新华社与路透社合作50周年庆祝活动的致辞中这样说。 　　他不仅开启了新华社与路透社合作关系，而且还是第一位常驻新中国的西方记者，他一直用着周恩来总理为他起的中国名字，他的报道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主要来源。此外，他还走遍了除朝鲜以外的所有亚洲国家，报道过越南战争等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亚洲的重大事件。他就是路透社首位驻华记者漆德卫（David Chipp）。 　　尽管已届耄耋之年，漆德卫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仍不失大记者的风范，思维敏捷，语言风趣，50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向周总理讨签证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世界都对这个东方大国充满好奇。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西方记者包括大批美国的中国通，拥在微笑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周围请求签证。 　　当时，漆德卫是路透社驻泰国记者。之前他已在巴基斯坦、缅甸等亚洲国家常驻过。“我想写出精彩的报道，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去中国呢？西方对当时的中国一无所知。中国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吸引着我。” 　　“我第一次遇见周恩来，是他从日内瓦回国途经曼谷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的时候。我在采访的间隙向周恩来发问，是否可以给我去中国的签证，他笑了，说，‘我们将研究一下’。” 　　1955年采访万隆会议的漆德卫又专门找到周恩来索要签证。正是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1956年3月，漆德卫如愿以偿来到北京。 　　漆德卫到北京不久，在北京饭店采访一场招待会时，再次碰到周恩来。周恩来问他，适应中国吗？生活工作如何？当得知他还没有中文名字时，周恩来马上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漆德卫”三个字。直到今天，漆德卫的名片上还印着这三个字，他幽默地说自己是“刷着油漆的道德卫士”。 　　漆德卫说，在他长期的记者生涯中，在遇到的众多世界领导人和政治家中，他认为周恩来是唯一喜欢记者并愿与记者聊天的人。 　　“在???不清的宴会和招待会上，通常是周恩来走到一群记者可能聚集的地方，并与他们交谈。我和周恩来有一种非正式的默契：如果他说英语，那是关于不重要的事情，不录音。如果我对他说：‘总理先生，我可以问一个问题，用录音机录下来吗？’这时周恩来或者微笑着举起酒杯说‘干杯’，或者把他的翻译叫来，自己用中文回答问题。” 漆德卫还夸周恩来的英语说得好。 　　 　　踩了毛主席的脚 　　 　　“幸运”二字是漆德卫回忆自己在中国两年半时间（1956年3月―1958年9月）的工作经历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其间，漆德卫采访了很多中国国家领导人。 　　有一次，漆德卫到中南海采访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一个签约仪式，仪式结束后，他在中南海溜达，走到一个院落时，差一点撞到了一位高级领导人，令他十分尴尬。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就在我迅速后退，想要躲闪的时候，我感觉踩到一个人的脚。”漆德卫说。当他转身要道歉时，却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毛泽东。“我手足无措，毛泽东却开怀大笑起来。” 　　漆德卫回忆，他当时采访中国官员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机场。“当时，外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整个中国政府的人都会去机场迎接。而我也会在这个时候到机场去，寻找我需要采访的人。” 　　他说，当时的安保不太严格，对记者的防范也很少，每次去都能有收所获，“而这些在现在的记者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事。” 　　除了在一些活动场合见到领导人外，漆德卫还可以通过外交部预约采访，据他回忆，他曾给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陈毅等做过专访，对周恩来的专访则不下三次。 　　 　　“中国不审查我写的新闻” 　　 　　准确地说，漆德卫是第一位常驻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国记者。在他之前，已有苏联、民主德国等国的记者在中国工作。“那时侯，我走在大街上，经常有小孩子叫我苏联叔叔，而我总是要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告诉他们，我是英国人。” 漆德卫说。 　　漆德卫刚到北京时，只有一个行李箱，一台打字机，几张歌剧唱片。他在新侨饭店的居室，既是休息间，也是办公室。“我有一个中文翻译，他每天把报纸上的新闻翻译好给我，我根据这些线索，给一些外国驻华使馆或中国政府部门打电话，有时候也参加一些展览、招待会等活动。” 　　漆德卫说，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他都要关注，但写得最多的还是政治类的新闻。 　　漆德卫在华工作期间，恰逢中国政治生活风起云涌。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漆德卫写过《第一百零一朵花》；中共八大召开时，漆德卫用急电形式把毛主席的讲话和会议决议发回伦敦，中国的“反右”运动、大跃进也都写进了他的报道…… 　　每次发稿，漆德卫都会骑上自行车，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