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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亚峰会看中国-东盟间经济外交的推展-金融银行论文 从东亚峰会看中国-东盟间经济外交的推展 安邦咨询（本刊整理） 2014年9月8日至10日，东盟地区论坛（ARF）在缅甸首都内比都召开。此次论坛是由：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谈、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谈、东亚峰会外长会谈和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谈等一系列外长会议所组成，合计有26个区域内外成员国外长参与此次论坛（见图）。 相较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同东盟国家间形成的长期博弈格局，安邦（ANBOUND）更加关注中国政府如何通过经济外交的手段深化同东盟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王毅部长在中国-东盟外长会议致辞时提到将在政治合作、地区合作、海上合作等三个层面上推动双边十二项具体合作倡议。 在地区合作方面，王毅部长提出5项具体合作方案（见图3）。然而，相较于其他四项合作方案，加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建设步伐被视为推动地区合作的一大亮点。 深化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同东盟间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始于2003年。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双边贸易总额为782亿美元，中国为东盟第3大贸易伙伴，东盟则为中国第5大贸易伙伴；到了2013年，双边贸易额已达到4436亿美元，在10年间，双边贸易总额增长5.7倍，中国已取代美日两国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东盟也上升为中国第3大贸易伙伴。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开启了中国-东盟间的“黄金十年”。 然而，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增长固然使得中国-东盟间相互依赖性获得提升，但也造成了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东盟国家间发展差异扩大。这为2015年底即将成立的东盟共同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高盛公司评估，2013年至2020年间，仅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四个中等收入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总额将接近5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柬埔寨、缅甸、老挝、越南等低收入国家为落实东盟共同体所需加强的基础设施投资。然而，截至目前为止，东盟国家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仍未达到原先规划的50%。此外，由于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导致基础设施投资跟不上预定目标，东盟内部也因此出现发展差异扩大的现象，这不但将对2015年成立的东盟共同体形成制约，也将抑制中国-东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 在2015年底成立共同体决心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东盟国家势必将加快内部互联互通进程，这使得中国依旧能在战略上对东盟保持着极大的牵引力。2014年7月，在《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中国政府明确将缩小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视为同东盟进行周边外交的重要项目；而在东亚峰会期间，王毅外长再次阐明中国愿协助东盟国家间缩小发展差距，以支持东盟能如期推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体发展。 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政策工具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盟期间提出双边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而形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为了对上述战略构想提供政策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随即就这项倡议表达支持。在本届东盟峰会期间，王毅外长再次就东盟10国作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表示欢迎。 然而，作为推动周边外交的一项政策工具，亚投行的建设乃至后续运营依旧面临诸多考验。首先，在注册资本方面，亚投行初创阶段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政府已承诺将认购500亿美元的资本，占初始股本总额的50%。然而，相较于亚银（ADB）最大持股人美日两国分别持股15.571%，并分别持有12.756%的投票权，中国对于亚投行的控制力度显然将超过美日两国对于亚银的控制。作为中国政府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工具，亚投行理当为深化双边战略互信的目标所服务，但是，一个受到中国政府牢牢把持的亚投行反而可能加剧东盟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猜忌。 再则，如何与成立近50年，且运作机制高度成熟的亚银竞争，进而形成明确的互补性，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能否伸展的关键。在美国未表达参加意愿、日本未受邀参加的情况下，当前承诺将加入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成员中，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与低度开发国家，这也表明了亚投行在运作阶段将出现宏观层面上管理能力的不足，以及金融工具的使用效率较弱等劣势。 回顾亚银创建过程中，曾就是否引入区域外资本认股进行激烈辩论。然而，在对照了非洲开发银行排斥区域外资本，因而出现金融话语权不足以及管理效率低下的弊病，亚银遂决定开放区域外资本认股，这项决策不但提高了亚银的管理效率，金融话语权获得巩固，更重要的是使亚银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 对于中国而言，亚投行的设立与落实“中国-东盟生命共同体”有着紧密联系。在双边因地缘政治因素重新梳理战略利益的当下，如何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