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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程序监督的立法完善 　　摘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应当享有特定的法律地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监督职能很不健全。应当努力通过立法完善，重新设计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减刑、假释程序，拓宽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参与权，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监督的必要措施和手段。 　　关键词：检察机关；减刑；假释；监督；立法 　　中图分类号：DF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0.01.07 　　 　　梅因曾经说过：“每一种法律和制度，凡是不能与这个理想状态下虚构的人相符合的，都被谴责为从一种原始的完美状态堕落了；每一种社会改革，只要可以使之更接近‘自然’生物统治的世界，都被认为是绝妙的，并且值得用任何显著的代价使之实现。”的确如此，自19世纪后期以来，刑事社会学派的理论正在逐步改变原有的刑罚观念，教育刑论的诞生与发展不断地洗礼着报应刑的各种刑罚手段。菲利对之大加赞赏，他认为：“刑罚的替代措施，当它一旦通过犯罪社会学的讲授而立足于立法者的观念和方法之中时，便将成为一种消除犯罪社会因素的合法方式。”随着教育刑的兴起，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把监狱和刑罚由仅具单纯的惩治功能改造为使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工具。我国也不例外，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新社会防卫论的代表人物安塞尔就曾竭力主张与传统的报复性惩罚制度决裂，从而建立起旨在使罪犯改造成为新人，回归社会的人道主义刑事政策，使监狱制度更加人道化。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我们却一直在为刑罚执行中的违法和不规范减刑、假释伤透脑筋。在国外，监狱行刑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理当是如何既省力又省心地尽快把罪犯改造为新人，达到防患未然犯罪的目的；而在我国，我们不得不分散很大的精力来研究解决如何监督刑罚的执行，如何杜绝和惩治行刑过程中的违法与腐败行为。面对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实际情况和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之处，我们有责任对法律的修订与完善提出可供参阅的合理化建议。基于???一想法，本文拟就如何从立法上完善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程序的监督权作如下探讨。 　　 　　一、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应有法律地位 　　 　　减刑、假释制度是我国刑罚执行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刑事诉讼中的最后一道环节，直接关系到国家制刑、求刑、量刑和行刑权的最终实现。特别是减刑制度这个在国外刑罚执行中少见的制度，在我国刑罚执行中却被广泛地运用。减刑、假释制度作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中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刑罚执行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我们顺应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加强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以有效实现刑罚的目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佩特森有句名言：“你不可能在监禁状态下培育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减刑、假释在促进我国对自由刑的执行与改造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我国刑罚执行中对减刑、假释制度的运用还处于逐步成熟与完善阶段，刑事诉讼立法对这项制度的规定也不完备。因此，减刑、假释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诉讼主体对减刑、假释程序的参与问题，减刑、假释程序的正当化与公开化问题，以及对减刑、假释权运行的监督制约问题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国家的立法来加以进一步规定。 　　从刑事诉讼理论中关于诉讼职能的基本分工看，检察机关与刑罚的执行理应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中，检察机关自始至终地参与着全部诉讼过程，直至刑罚的消灭，它介入刑事诉讼的期间远比警察和法官要长。在德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官(Staatsanwalt)从开始侦查的最初阶段一直到执行刑罚的最后阶段的主导地位。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检察机关均享有刑罚执行的权限。例如，法国严格意义上的刑罚执行权是属于检察机关的管辖范围，而不是刑罚适用法官和刑罚执行法庭的权力范围。但根据不同类型法律体系下的刑罚执行模式，检察机关参与刑罚的执行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执检合一的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检察机关对刑罚的执行具有处置权与指挥权，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取这种模式。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51条第1款规定：“刑罚的执行，由作为执行机关的检察院依据书记处书记员发放的、附有可执行性证书和经过核实的判决主文副本付诸实施。”《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09条规定：“共和国检察官和检察长有权直接动用公众力量，确保判决的执行。”《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472条也作了类似规定：“裁判的执行，由与作出该项裁判的法院相对应的检察院的检察官指挥。” 　　另一种是执检分离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检察机关不享有具体的执行权。英美法系国家中检察机关的权力一般不介入到刑罚执行领域，检察机关与刑罚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