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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开启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访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环境生态论文 巴黎协定：开启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访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 文／本刊记者 杨雪杰 刘丹 2015年11月30日-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召开并通过《巴黎协定》，这一协定是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又一份实质性文件，具有历史性意义，将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里程。为探讨《巴黎协定》通过的进程、意义，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与路径，本刊记者对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教授进行了专访。 巴黎协定：全面、平衡、有力度的新起点 《环境保护》：《巴黎协定》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努力。您如何评价此次会议及其成果？ 何建坤：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性文件。 《公约》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原则，目标是减少人为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未来的温升；原则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历史责任、不同的义务和不同的发展优先的事项。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开启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行动，成为继《公约》后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发达国家规定了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规定在2008-2012年的第一个承若期内发达国家总体上温室气体排放要比1990年至少减少5%。2009年针对第二承诺期（2013-2020年）各个国家减排义务的哥本哈根大会未能达成协议，直到德班和多哈会议才达成第二承诺期协议。但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在第二承诺期均未承担义务，只有欧盟和少数欧洲国家承担了义务，所以第二承诺期力度不大。 此次巴黎大会决定的是2020年以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制度性安排和机制。 《巴黎协定》是在《公约》的指导下制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成为继《京都议定书》以后的又一里程碑，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巴黎大会之后将会有一种新的机制来决定2020年以后全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总体而言， 《巴黎协定》是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国家的，全面、平衡、有力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全面”是指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减排温室气体，减缓气候变化；而且包含适应气候变化，以及为适应气候变化如何筹集基金、如何进行技术转让、如何保证透明度等。“平衡”是指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等方面做平衡的安排，特别是发达国家要给发展中国家以资金，技术的支持，这样发展中国家才能加大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有力度”体现在《巴黎协定》让各个国家都提出一个比较有雄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最后， 《巴黎协定》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就构成了2020年以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新的机制。 《巴黎协定》重申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公约》1992年通过时只是谈到全球要减少人为活动温室气体的排放，把未来的温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也达成控制温升在2℃以内的共识，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巴黎协定》把控制未来的温升定为不超过工业革命前的2℃，并努力控制在1.5℃，是综合了各方意愿的全球共识。但客观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目标，所以《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下半叶也就是2050年以后要实现人为活动温室气体排放源与吸收汇的平衡，即本世纪下半叶要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到本世纪下半叶能源体系将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耗将趋于零。 《巴黎协定》使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更为紧迫。巴黎会议达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要控制温升幅度，必须制定更有力度的减排路径。对此， 《巴黎协定》提出要加快经济的低碳转型，只有通过能源革命，以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逐渐取代化石能源，实现经济低碳转型，才能既保障发展又减排，实现减碳和发展双赢，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控制全球气候的变化。 《环境保护》：《巴黎协定》的通过十分曲折，在您看来，各个国家间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分歧有哪些？ 何建坤：此次会议核心的焦点问题是在协议中如何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能笼统而言。我们所提倡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之间，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上的支持。所以在协议里一定要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