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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工程能力培养 　　【摘要】本文运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考察了教育技术学在教育学科的定位，分析了教育技术学专业实践的工程特性及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与工程哲学的出现对AECT2005定义的影响，并据此结合当前教育工程与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提出教育技术学专业应该强化工程意识、工程思维与工程能力的培养及相应的培养方法与措施。 　　【关键词】 三元论；教育技术；工程能力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 (2009) 02―0033―03 　　 　　由于教育技术学的定位及与其他教育学科的分界面模糊不清，使教育技术研究走向两个极端，一端是泛化研究对象，如“新型教育”说，又如挤占课程与教学论的地盘，由于根深蒂固的“码头意识”，导致了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和其他教育学科之间关系的紧张；另一端则仅仅定位于媒体技术，不仅自己于心不甘，而且还常常忍受“技不如人”的诟病。这些让教育技术学领域的学术界忧心忡忡，也让本专业的从业者感到迷茫，他们都迫切希望找准教育技术的学科与专业定位，并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与探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2，3，4，5，6，7，8，9，10，11］本文尝试运用我国著名工程哲学家李伯聪先生创导的“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探讨教育技术学在教育学科的定位，分析本专业的工程特性及其工程能力培养的措施与方法。 　　 　　一 工程及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提要 　　 　　工程，作为一种早已存在的社会活动，经历了从军事的艺术到造福人类的艺术的历史演变，目前公认为比较权威的是美国工程教育协会（ASEE）的定义：一种把科学和数学原理、经验、判断、和常识运用到造福人类的产品制造中的艺术，是生产某种技术产品或系统以满足特定需要的过程。然而，在科学技术的传统语境中，科学、技术构成二元关系，并没有工程的位置。长期以来，工程要么被看成技术的一个分支，要么被混为一谈。直到最近工程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活动形态与实践方式，加上国内外尤其是西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才导致工程与工程哲学的凸显，并最终从技术与技术哲学中分离出来，从而“将工程概念研究置于规范理论框架内”。［12］2002年，李伯聪先生创导“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并提出了“我造物故我在”的工程哲学命题［13］；这一提法得到了包括中科院路甬祥院长及众多院士在内的权威肯定，何祚庥院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技术－工程－产业”四元论；沈珠江院士虽然认为三者并非三元并立，但也同意它们是三种不同的社会活动［14］。 　　从活动的内容与本质来看，科学是对未知世界的发现、理解和认识，它以发现为核心，追求真理；技术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各种可能的方法、技巧和工具,它以发明创新为核心，追求构思与诀窍；工程是按照社会需要设计造物、运行管理，它以综合集成为核心，讲求价值，追求一定边界条件下的集成优化和综合优化，它不只是应用科学与技术的活动，也是经济、文化、环境等综合作用的社会性活动。工程活动的典型特征是创造一个世界上原本不曾存在的物,所以它的本质特征是超越存在和创造存在的。相对于这一点,科学活动的本质特征是反映存在的,技术活动的本质特征是探寻变革存在的具体方法。[15]简单地说，科学关心的是“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技术关心的是“可以怎样做”、“能怎样做”的问题，而工程关心的是“可以做什么”、“应不应该做”和“应怎么做”的问题。 　　从思维方法来看，传统的科学思维与技术思维都是“理论理性”，强调思维的逻辑性、客观性与真理性，与此相反的是，工程思维是“实践理性”，更强调思维的整体性、人文性和实践性，思考的方法可能是逻辑的，也可能是非逻辑的，即顿悟的、形象的，甚至是经验性的。值得指出的是，当前的技术思维也已开始了经验与实践的转向，也正是这一转向，催生了工程哲学这一新的哲学分支。从“没有无技术的工程”这一判断可以看出工程与技术的密切联系，但绝不可以因此就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首先，工程关心的是“制定出有效的，如何达到更好目标的规则，它把这些规则连接到有争议的结构中去；它并不制造技术，但它却要求开发新技术，并指导人们如何开发新技术。［16］其次，在工程活动中不但有技术要素，而且有管理、经济、制度、社会、伦理等要素。技术要素和成分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可是其他的成分和要素――尤其是经济要素和管理要素的重要性常常绝不在技术的重要性之“下”。在许多情况下，“非技术性”的内容和成分，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环境因素等，往往成为该项工程本质的、决定性的内容和成分。 　　 　　二 教育技术的定位及其工程特性 　　 　　根据“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来考察教育学科领域，那么，其科学活动主要涉及教育的基本现象、原理与规律的理解与发现，其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