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论“体性论”.doc

刘勰论“体” ?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走向自觉，文学批评中的文体观念也渐趋成熟。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有关“文体”或“体”的范畴被普遍使用，由于没有明确的概念性的阐释，“体”的含义就显得很复杂。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典范之作，其中关于“体”的论述也具有丰富多义的特点。通过对刘勰论“体”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此而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体批评之全貌，还可加深对中国古代文体学传统的认识。 　　《文心雕龙》中涉及“体”或“文体”的篇章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体”的意义也各不相同，现将其主要含义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指某一特定文章体裁，这是“体”最常用、最简单的含义，如《诠赋》篇有“《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虽合赋体，明而未融”（本文所引《文心雕龙》皆出自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8年版），《颂赞》篇有“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等，这些“体”分别指传、赋、颂几种文章体裁。二指不同体裁必须遵守的体制及规范，且体制与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如《体性》篇有“故宜摹体以定习”，《风骨》篇有“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明了各种文章的体制，就能做到意思新颖而不紊乱。《通变》篇有“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应该抓住文章写作纲领的主要方面。《定势》篇有“苟异者失体成怪”，勉强求新反而会因为体制不合而变成怪诞。三指文体流变，并在运用中潜含刘勰个人的价值取向。如《明诗》篇有“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四言诗的正规体制是雅正润泽，而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是清新华丽，这其中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颂赞》篇有“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颂本来是用来告神的，却渐渐变化为用于人事，因此这是不正规的颂，是“变体”。“斯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颂主要是赞美盛德的，但是这些作品（文中列举曹植、陆机等人的作品）却是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这已经是魏晋时期有了变化的颂体了。四指修辞手法及其格式或特点，如《丽辞》篇有“丽辞之体，凡有四对”，指对偶这种修辞手法的格式有四种。《隐秀》篇有“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指“隐”这种修辞手法的特点是意义在文辞之外。《比兴》篇有“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指“比”这种修辞手法。五指创作主体或作品的风格，如《风骨》篇引魏文《典论?论文》“体气高妙”。六指不同的风格类型，如《体性》篇有“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作者按照本性写作，风格虽然彼此相异，但综合起来却不外八种类型。以上对“体”的含义的列举仅是相对而言，意义之间虽然有差别，但是也有相互补充，通常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它们共同构成了刘勰所论“体”的范畴。 　　从以上“体”的各种含义看来，刘勰论“体”实际上涉及了两个问题：一是不同的文体及其所必须遵守的体制规范问题；一是作品与创作主体的个性之间存在的关系，即“体”与“性”的问题。那么，刘勰是如何在《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的书中来论述这两个问题的呢？ 　　关于不同的文体及其体制规范问题。首先，刘勰极其重视各类文体的体制规范。他把文体的体制规范称为“大体”、“体要”等，且要“立体”、“昭体”、“位体”，否则就会“失体”而成为“谬体”、“讹体”。为此，刘勰在“论文叙笔”时“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其主要目的就是在于使为文者明确不同文体的体制规范和写作要求。以下举例以具体说明刘勰几点主要的要求：一是对文章文辞、内容以及文辞与内容相结合的要求，如《诠赋》曰：“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情感由外界事物引起，作品内容必须雅正；事物通过作者情感体现，文辞必定要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还要与雅正的内容相结合。这就是赋这种文体的文辞与内容的要求。又如《颂赞》曰：“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颂是用来禀告神明的，所以内容必须纯正美善，“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既要求文辞必须清洁明丽。这是对颂这种文体的文辞与内容的要求。二是对文体要有一定的法式要求，如《祝盟》曰：“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祈祷文要诚恳而恭敬，祭奠文要恭敬而哀伤。这就是对文章法式的要求。三是对文体作用的要求。如《铭箴》曰：“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箴主要用来抵御过失，所以文辞必须切实；铭则有褒扬赞美的作用，所以篇体应以弘大润泽为贵。四是对文体征圣宗经的要求，如《史传》曰：“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史传的写作，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必须以经典为准则，在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这样文字上才不会空泛，内容才会确凿。实际上，这几点要求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文体的作用决定其文辞与内容，文辞与内容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法式，而这些又都以征圣宗经为总的指导原则。可见，在刘勰看来，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