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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市场风险隐现 　　CDM未来市场跟国际的气候变化和减排谈判的最终协议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个协议就要看当今世界的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以及能不能协商达成新的2012年以后的减排限额。 　　国际碳价经历了暴涨暴跌后渐趋回暖。????? 　　3月份以来，国际碳市场出现复苏迹象，碳交易价格出现明显反弹，CER (核证减排量)价格从2月中旬的7欧元左右回升到目前的10-11欧元。这给受经济危机冲击，连续三四个月交易低迷、“量价齐跌”的碳交易市场带了一丝暖意。 　　而此前，国际碳价曾经一度暴涨后大跌。全球最大的排放权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 ECX）在欧盟排放权交易体制（ETS）框架下，CDM产生的“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ERs）期货价格在2008年6、7月保持在20欧元/吨以上，另一国际碳交易价格指标“欧盟排碳配额”（EUA）现货价格更是在2008年6月摸高至31欧元/吨。而2009年初，EUA和CER价格出现暴跌，CER价格在二月中旬的时候跌至7欧元多。 　　问题迭出 　　截至3月底，我国约有1900多个CDM项目已经获国家批准。在EB注册的项目个数达到了492个，年减排量占全球56.72%。注册项目个数和年减排量，均已居全球第一。“注册的项目的总减排量是巨大的，据推算大概有20亿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截至2012年）。所以，通过CDM对于低碳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是很大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处长孙翠华在由北京环境交易所承办的“绿色金融论坛”上说。 　　CDM在中国大概始于2005年，也有一些机构可能更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介入研究。但是，CDM项目在国内于2007年达到一个顶峰之后，渐渐走向平缓。“2009年1、2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项目比较少。”国家发改委CDM项目管理中心副研究员冯升波说。 　　 冯升波介绍，“依据数量和项目成本的统计结果显示，可再生能源项目是最多的，占了一半，尤其是水电，但其成本本来也是最大的，节约能源现在已经不再批新项目了，所以份额也在下降。” 　　此外，CDM项目具备地域特点。“CDM项目对于不发达地区比较有吸引力。云南、四川等地方的CDM项目是最多的，而北京和上海、天津则恰恰是最少的，因为地区比较发达。天津只有一个，北京和上海也都是个位数。” 冯升波说，“江苏、浙江有一些大的工业气体项目，HFC(氢氟碳化合物）、氧化亚氮的减排量始终是占据了比较高的份额。但是注册项目数量却是云南最高。” 　　CDM在中国的发展，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截至2009年，有近1900个项目通过发改委对CDM进行了接触，真正进行了注册的项目却只有400多个。“里面可能有DOE(第三方经营实体)的原因，DOE比较少，机构的资金参差不齐，买家和卖家的谈判拉锯等，造成了时间上的消耗。”北京环境交易所CDM信息服务与生态补偿促进中心副主任郭健如此解读，“大多数的中国客户了解CDM的过程比较漫长，点对点的谈判导致没有经验的一方可能处在被动，丧失讨价还价的能力。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谈判的时间比较长。” 　　孙翠华也提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DOE审核机构在中国非常很少，在中国市场上活跃的主要都是国外的DOE审核机构。国内有三家，一家已经取得了实习的资格，实习期满便可以正式开始工作。另外两家还在考察的过程当中，所以当地DOE的缺乏，也是CDM发展的一个障碍。 　　“政府批准的项目是1900多个，但是注册了才400多个，差距是非常大的。这个差距都在中间的DOE和EB(CDM执行理事会)的环节里面，所以政府也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在努力推动DOE和EB的注册加速发展。”孙翠华说。 　　 项目咨询机构的层次、技术水平良莠不齐，也是一大问题。“虽然行业内具备一些具有良好经验的项目咨询机构。但是，这个市场还在不断进入新的咨询机构，而他们对项目的了解、程序的了解、PDD(CDM项目设计文件)的一些方法学的掌握还具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报上来项目的质量参差不齐。”孙翠华说。 　　孙翠华指出，EB方面有待进一步改革。一方面，EB的方法学改得太快，“导致后面的咨询机构版本跟着不停地改，刚改完一版又换成新的了。所以，DOE审核的时间加长，与EB改革的频繁的程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EB工作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化。”此外，EB的审核程序也需要改革，消耗时间太长是一大问题。“原来这个项目少的时候，可能排队的时间比较短，现在项目多积压在秘书处，致使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所以EB的审核程序一定要缩短。” 　　此外，“企业的CDM基本的知识还很缺乏，尤其是一些企业的管理层，对于CDM的知识还是比较缺乏。现在的企业都知道有CDM，但是CDM具体的规则是什么以及如何参与还是不太清楚。”孙翠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