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子上的故事.docVIP

散文 碾 子 上 的 故 事 王海仙 我家门前那盘古老而沉重的碾子虽然早被解体，如今尸骨也不知去向，但是，推动碾子时那咕隆咕隆的美妙呻吟，碾轴缺油时那叽呀叽呀的痛苦喘息，却仍然不时地响在我的耳旁，乡亲们在碾子上演绎的那喜怒哀乐、恩怨情仇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生活比碾子还沉重的公社化时期，农村除了大小队集体开会，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业余文化生活，碾子上作为一个公共场所，也就成了街坊邻居相对集中的地方，特别是饭时和晚上，那是生产队的工余时间，这个时间总会有趁劳力碾磨的农家，这个时间也总会有到碾子上凑热闹的乡亲，吃饭时家里寂寞端着碗到碾子上，晚上煤油灯下干不了什么，却又睡不着也到碾子上，碾子上毕竟人多红火些。因此，碾子上也就成了一个戏笑逗乐、闲聊调侃的场所。 在那里，人们海阔天空地聊，山南地北地侃，但多是一些与己无关且无聊的事儿，可就是那些与己无关而无聊的事儿却往往引起激烈的争辩甚至争吵，乡亲们管那争和吵叫打别。 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打别能别得脸红脖子粗，能别得口干喉咙哑，能别的暴跳如雷……。你不饶我我不服你，你不放我我不怯你，总想别出个什么说法，可总也别不出个什么说法，纯是无底争坑。就像胖伯和瘦叔，胖伯说天离地最多五万里，瘦叔说天离地最少十万里，各持己见互不想让，直别的满头大汗，唾沫四溅，嘴角溢出白沫，惹得周围人大笑不止。不管有聊无聊，有关无关，哈哈一笑，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一番乐趣。 在碾子上侃，最有权威的是臭旦叔。臭旦叔在县城一个厂里当工人，每次回来总要到碾子上，总要给人们侃一些新鲜事，乡亲们也总认为他在城里见多识广，他无论说什么侃什么从没人和打别。他说县里有个学毛著尖子，毛主席的一至四卷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连标点符号也差不了，没人和他打别；他说李村一个劳动模范，挑粪时一肩一条扁担，一条扁担四只桶，腰不弯气不喘，没人和他打别；他说“铁人王进喜”一个人打了一口油井，要不怎么叫铁人？也没人和他打别…… 碾子上可聊可侃，但不能是反动的，不能反革命。余盛伯说话有点结巴，且有一个特别口语，说什么话总是要带个“这东西”，“吃饭这东西……”“睡觉这东西……”“上地这东西……”“开会这东西……”，有一次在碾子上说到毛主席时，余盛伯又带了个这东西，大伙当即就指责他是谩骂伟大领袖，是反革命，是走资派。当天晚上，还被民兵揪了去，整了一顿还住了七天“学习班”。那时，人们的觉悟特别高，为革命不会看情面。 碾子上最轻松最快乐的，是三四十岁的同龄男女在一起的时候。她在碾子上抓一把玉米面摸在他脸上，他在碾道里撮一撮土塞进她的脖子里，撩撩拨拨打打闹闹咧咧嘻嘻骂骂笑笑颇有几分打情骂俏的味道，确也是难得的快乐。 如果是女人们占优势，碾子上可就成了“新闻中心”，在那里可以获悉村上不少家长里短的首发消息，“三个女人一台戏”这话在这里得以更好印证。 说说东家长道道西家短，南拉拉北扯扯本是村妇们的共性特征，这中间要是再有一个俩嘴不牢靠的，爱搬弄是非的，碾子上却也会成为是非之地。红和姑就是个什么事儿也想知道什么话也憋不住，并且善于捕风捉影、添枝加叶给别人编造小传闻的人。因此，大家送她一个光彩的大号叫“新闻记者”，还由于她的脚有点大，且爱跑路串门子，同辈们都叫她“大脚姐”，合二为一，不少人就称她是“大脚记者姐”了。碾子上有她在，总会生发出一些好奇的绯闻来，还可能缔造出日后的“连续剧”——骂大街、找对头、证闲话，甚至“战争”。而每每此时，总有尴尬难堪的，总有兴灾乐祸的，也总有蒙冤受屈的。那年，红和姑在碾子上传了一则非常惊人的消息，说是队长的媳妇得了一种叫“血海疯”的疾病，那病是女人不正经患得的，甚至是要命的。消息传开，队长的媳妇不行了，非要追出是谁说的，坚决要弄个水落石出。那时，队长是一个小队的绝对权威，在队员们心里不亚于皇上的地位，似乎有生杀大权。谁能得罪得起？这下，红和姑做贼心虚，但又不敢承担责任，便主动上门向队长媳妇“告密”，将罪过强加于我同院住的翠婶头上。因此，队长的媳妇同其两个闺女蹬住我们院的门槛儿恶言秽语骂了整整一下午，还威胁翠婶以后没有她的好日子过，吓的翠婶坐在炕旮旯儿里哆哆嗦嗦，直抹眼泪。 那盘碾子是三四十户人家的共用工具，逢年过节，农闲易季碾子上忙的时候就需要挨户排队，由先而后，一家碾完接一家，这是乡亲们自觉形成的无章规距。多数人是循规蹈矩的，可也少不了欺人耍赖的，因此，碾子上便多些矛盾多了些仇恨。 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南院的邻居碾完，本该轮到我家，可北院的柱婶却要强行先碾，于是母亲和她吵了起来。柱婶的性格很泼，是有名的泼妇，“红肠子”、“惹不起”。五大三粗的忠江叔和她吵架，她都敢把一碗滚烫的稀饭扣在忠江叔的头上，我母亲哪是她的对手，不得不让人家先碾了。为此，气的我母亲好几年都不和她说话，虽然我们是隔墙近邻。 因为争碾子吵架闹矛盾那年那月没少出发生，而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