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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中英互译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摘要：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的视角，通过分析中国语境和英关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活动看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平衡性，提出关于正确看待中西文化互动不平衡性的建议。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文化互动 话语权力 民族主义 　　 　　一、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提出 　　 　　作为翻译的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于上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认为翻译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该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前殖民地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翻译学者们的关注，这些学者借鉴并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此为研究模式研究和反思本国历史的和现实的翻译活动，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文化传统取得与第一世界国家平等的政治文化地位。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距离不断拉大的国际形势下，借鉴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进行翻译研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下便是以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为模式分析在中国和英美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情况，以此加深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 　　 　　二、中国语境和英美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情况 　　 　　1、翻译流量的失衡 　　当客方语言被译为主方语言时，客方语言总会经历与主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进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发生在强弱权力差异的语境中时，它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推动或阻碍。其结果就是弱势文化的语言很难流入强势文化，而强势文化的语言大量流入弱势文化。在翻译活动中便表现为弱势文化译介强势文化的数量远远超过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译介。在世界上，英美文本的翻译输出量最大，而翻译输入量最小，这些国家利用其经济、政治上的有利条件，通过大量翻译输出，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输入给第三世界的读者，以巩固加强其文化霸权地位。中英互译中同样存在流量不平衡的趋势。 　　首先，在外来词语的译介中，中国引入的英语词汇要远远超过英美国家引入的汉语词汇。从五四时期中国引入的如“民主”、“科学”等人文用语到当今引入的如“纳米”、“主页”等科技用语，由英语直接或间接译介而来的外来语已成为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英语中以汉语为词源的外来语则相形见绌。虽有“kongfu”、“taiii”等此类词语，但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外来词汇却少之又少，西方通过外来汉语词汇的译介而受到的中国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而在中国来自西方此种形式的文化冲击则是巨大的。以五四时期为例，中国在引入西方启蒙话语的同时，实际上也接受了西方的启蒙思想。因此这正如列文森在《佛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所说的那样：“西方可能带给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对西方所做的，则是扩大它的词汇。” 　　其次，中国译介的英美作品数量也大大超过了英美译介的中国作品。中国自晚清以来，除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外，一直积极地译介英美作品，其中还出现了几次高潮。19世纪后期，民国时代和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对英美作品的翻译占所有外国作品翻译的一半以上。反观英美国家，只有为数不多的汉学家投身于中国作品的译介，而且作品大多是中国儒道经典哲学著作及古代诗词。 　　 　　三、正视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平衡 　　 　　综上所述。在中英语境下的中英互译活动中，中西文化互动呈现总体上的不平衡现象，英美语境下的英译汉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带有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后殖民主义倾向。怎样面对中西文化互动的不平衡，如何应对成为了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不能对这种不平衡现象视而不见，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当今全球一体化的产物，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民族主义。 　　既然我们应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后殖民主义”，弄清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场语境。这对我们正确对待中西文化互动意义重大。 　　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始于20世纪40～60年代，“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话语理论为基础，旨在解构西方霸权的文本系统，揭示隐含于西方历史知识中的权利结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以色列学者萨义德从批评英国康德拉的小说《黑暗的中心》人手，分析西方学术理论体系及美学表达规范，指出西方文化中有一种“东方主义”，即强烈的西方优越感，把东方固定于落后、低劣、怪诞的模式中，置于从属于西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