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避发展方式公共风险.docVIP

力避发展方式的公共风险 　　消费率不提高,发展方式转换将无从谈起,公共风险将进一步积聚 　　 　　现阶段中国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低效能;出口导向。这种发展方式在积累公共风险,并会不断扩散开来。 　　所谓公共风险,是相对于个体风险而言,所有社会成员所共同面临的风险。从短期来看,当前的发展方式使国民经济失衡,实现稳定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的脆弱性加大,发展后劲衰减,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显著下降。 　　 　　五类非良性循环 　　 　　现行发展方式的公共风险是由五个方面的非良性循环所致。 　　第一,消费率不足导致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循环不畅。 　　从整个社会来看,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即人的消费)是互为条件的,处于一种循环状态。其决定因素是消费。消费衔接上述两种生产,既是物质财富生产或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同时也是人的生产或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 　　从短期看,消费率低迷意味着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弱,势必导致经济失衡;从长期看,则意味着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积累停滞,发展后劲不足。 　　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是依靠食品消费、健康消费、教育消费、文化消费来形成的。消费不足,在短期看也许可以靠投资和外需来弥补,不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长。但人的生产状况最终决定了物的生产,也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就此看,若消费率不断下滑,会使中国的上述两类生产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经济的脆弱性就会积累,可持续风险就会不断加大。 　　第二,是投资与分配的循环不畅。 　　投资形成资本,而资本是要参与分配的。在国民经济中投资的份额越大,同时意味着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越大。这是利润比重上升、工资比重下降的重要宏观条件。在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来推动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差距、收入差距也就会相应地拉大。尽管短期看,投资增加同时扩大了就业岗位,似乎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但这是有条件的,也是有临界点的,否则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中国的高投资率与收入分配差距在世界上均居前列,二者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种自我循环状态若继续下去,就会走向反面,投资下降,经济滑坡,而分配差距却不会缩小,最终可能落入“拉美陷阱”而不能自拔。 　　第三,是投资与外需的循环不畅。 　　在经济增长对外部依存度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路径依赖就已形成。一旦外需萎缩,经济就会快速下滑。为了防止下滑,就不得不依靠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由此进一步推高投资率。每一次外部危机,都会成为投资率进一步升高的垫脚石。不言而喻,国民经济的脆弱性也由此不断积累。 　　第四,是投资与环境的循环不畅。 　　投资率不断提高的结果是全社会产能的不断扩大,从而导致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与日俱增。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依然离不开投资。而且随着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政府、企业用于这方面的投资就会越多。这样,就形成了如下循环:投资率上升―排放和污染扩大―环境形势严峻―扩大环境投资―投资率进一步上升。投资与环境的相互推动,一方面是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则促使投资率进一步提高。 　　第五,是消费与投资的循环不畅。 　　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消费带动投资,投资带来增长,增长带来更多的消费,更多消费带动更多的投资,国民经济可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在一定时期内,投资可以脱离消费而自我扩张,导致产能扩大,这时就需要更多的投资来消化这些产能。政府干预,扩大公共投资,会缓解市场投资不足,并进一步刺激生产投资品的部门扩大产能。这样就可能出现消费下降、投资上升的反向循环。联系到投资与分配的循环关系,我们不难想到,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条件下,社会的最终消费同样会下降。 　　消费不足,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滑坡,失业增加。面对危机,政府干预主要是两个方面:扩大公共投资和扩大公共消费。从道理上讲,政府应该更多地扩大公共消费,但现实生活中,政府往往更加偏好投资手段,因为见效更快。政府投资扩张的结果就会出现前面所说的那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投资与消费的反向循环。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来自消费率的不断下降,这次危机导致的结果是进一步推高了投资率。在这种宏观条件下,要提高消费率将变得艰难。而消费率不提高,发展方式转换将无从谈起。 　　 　　转换发展方式关键在消费 　　 　　转换发展方式,其实质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来改变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或者说是改变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循环,而不是自始至终地去干预某一个方面。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干预的思路,如果是投资不足就刺激投资,投资过热则抑制投资,那就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这种方法用到转换发展方式上来则是行不通的。 　　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换,还要着眼于改变前述的各种循环,使之从非良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状态。一旦循环的初始状态改变,则可以借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