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外延性扩张路径选择与优势建构.docVIP

城商行外延性扩张的路径选择与优势建构 　　随着银行同业竞争的加剧，外延性扩张（本文对外延型扩张的界定是指城商行的跨省经营）是城商行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但在大型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在全国密集布点的竞争位势下，中小规模的城商行如何在“红海”中找到“蓝海”，如何找寻契合的扩张路径和建构新的竞争优势，是每个城商行掌舵人和管理者需要深入研究和反思的重要课题。 　　 　　城商行做大做强的原因与现状 　　在当前，做大和做强是城商行欲达到的两大目标，为何中国城商行往往偏好先做大、再做强的发展道路呢？深入分析后有以下原因： 　　竞争压力与舆论导向。加入WTO之后我国银行业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随着外资银行的逐步进入，银行间的市场争夺甚嚣尘上，规模扩张则是增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对于舆论导向来讲，公众惯性地认为大型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优势是城商行难以比拟的，以及舆论所宣扬的外资银行较高的软实力和在中国的飞速发展，以上两点会使公众潜意识屏蔽或拒绝城商行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使得城商行市场开拓以及品牌推广困难重重，于是国内城商行在制订发展对策时，几乎无一例外把“做大”作为主要举措，“做大”也就成为从地方政府到城商行共同的追求目标。 　　较低的外延性扩张成本。当前城商行营业成本变化不显著的情况下，随着外延性扩张幅度加大，会显著降低单位内的资金运营成本，有效实现规模经济，此外由于银行金融服务的无形性特征，使得城商行异地分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较低，这点有效降低了城商行建立异地分行的成本，加速了其扩张的步伐。 　　高度的政府导向。在城商行快速发展的历程中，发源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在资金、政策、人力以及战略选择方面，地方政府的配套支持为城商行外延性扩张提供了充沛的资源供给，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城商行是其所在发源城市的名片。然而在布局全国的战略背景下，若干城商行实施了更名，在更名的城商行中，有些城商行的名称仍旧保有发源城市的元素，而有些城商行名称已与发源城市没有任何联系，其在一定程度上平添了公众对该银行的认知障碍。 　　城商行做大再做强任重而道远 　　截至2010年末，全国有30家城商行跨省设立了42家异地分行，其服务网络迅速摊开，客户群体空前壮大，品牌知名度也得到了迅速提升。一方面，城商行加大对新设区域的贷款投放力度，对新设区域市场进行深耕细作，抽调总部在市场拓展方面的精干队伍安排到新设分支机构当中，完善异地分行的队伍建设；另一方面，加大对新设分置机构的管控力度，特别是对新设机构的风险控制水平以及信贷规模进行适时管控，强化新设机构与总行之间的适时互动，以提升政策的执行水平和效果。 　　当外延性扩张已经演变为众多城商行发展战略的不二选择时，其扩张的盲目性会凸显出来，具体表现为在监管水平达标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异地分行的数量，没有对品牌资产、经营拓展能力进行有效评估，也没有形成扩张区域系统的市场渗透和拓展策略，而往往依靠既有的关系资源和人脉资源“闪亮登场”，一旦该类资源殆尽后，或有新竞争对手的进入并扰乱竞争秩序，异地分行往往表现为经营后劲不足、市场拓展缓慢的现象，于是便影响了城商行未来的风险控制水平和资产收益率。以扩张势头最为迅猛的北京银行为例，在2010年其营业收入的83.66%是大本营北京地区贡献的，其他地区营业收入总和仅为16.34%，不足总营业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在利润总额方面，北京地区贡献了88.66%，其他地区利润总额贡献值仅为11.34%。由此可见，自北京银行2007年左右实施外延性扩张以来，北京地区直接贡献的收入和利润仍然占据了大半壁江山，达到80%以上的水平，而其他区域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虽然增速明显，但其力量仍旧微弱，甚至有些新开发区域的营收和利润出现了负值。因此综合来看，实施外延性扩张的城商行在整体做“大”的同时，没有实现整体做“强”，其在发源地区域的“强”不是真正的“强”，而使所有扩张区域变得强大才是真正的“强”。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提升城商行各项管理指标外，还需要构建明晰的扩张路径。 　　 　　审慎明晰的路径选择 　　立足本地、辐射全国的营业网络是若干城商行的终极目标，但是该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各个城商行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制订长远的扩张战略。从目前城商行的扩张情况来看，主要有两种代表性扩张模式，一是全国散点式布局，代表银行：北京银行、大连银行、包商银行；二是区域蜂窝式布局，代表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重庆银行。下面我们分别来分析两种模式的特性及其优劣势。 　　全国散点式布局 　　全国散点式布局的优势是：高品牌传播效应、低采购成本、高服务议价能力和低区域系统性风险 　　首先，全国散点式门店扩张模式能够有效形成较高的品牌传播效应。由于城商行在全国多个经济区域建立网点，通过其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