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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捐赠农村义务教育融资新途径的探讨 　　摘 要：费改税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提供成为县乡财政的直接困难。本文讨论了义务教育融资的几种方式，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享、PPP模式和私人提供公共产品，引出捐赠对于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并通过捐赠模型分析了捐赠的福利效应，最后提出了政府促进捐赠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义务教育；公共产品；捐赠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3－0058－05 　　 　　一、引言 　　 　　费改税的全面展开，一方面减轻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基层财政困难。理论界据此不仅研究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等，而且还就如何解决县乡财政困难进行了深入探讨。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共生的，县乡财政困难解决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自然也就解决了，也就是说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要依赖县乡财政问题的解决，而县乡财政困难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然而，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并非朝夕之事。那么，在县乡财政困难解决之前(注：即使县乡财政困难解决了，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导致义务教育产品的地区公平性。因此，县乡政府作为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并不适合。)，是否存在农村公共产品可持续提供的可能？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提供。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积累是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同时有证据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来源于人力资本的差异。而人力资本的积累离不开教育，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源泉，也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农村义务教育的提供主要依赖于上级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然而，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完善，转移支付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督进而导致使用效率低下。本文着重考察农村义务教育如何在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有效运转，即从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入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试图探讨在当前时期，如何通过公共产品的私人提供来解决农村义务教育融资的问题。 　　 　　二、农村义务教育的融资方式 　　 　　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性质从来都是有争议的，但是，关于教育的融资，目前，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政府必须介入。实践中，农村义务教育的融资方式有以下多种方式。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 　　在美国，公共初等和中等教育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只承担初等和中等教育总成本的6％左右，而对公立学校的支出占到州和地方政府预算的40％，这也是州和地方政府的一个最大的单项支出。 　　人们往往认为，由公共部门提供教育可以惠及全社会，并且是公平和具有效率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有助于缓解公立学校系统办学质量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教育券制度在政府资助教育的时候，不再给学校拨款，而是直接给学生发放教育凭证，学生拿着这教育凭证去上学，然后学校再用凭证从政府那里换钱。教育券制度主要是针对基础教育的，目前，这种制度在现实中很难有更广阔的可操作性，对于教育券实施的阻力还普遍存在。 　　在我国，一直沿用的是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投资体制，即基础教育由地方管理，高等教育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与此相适应，基础教育经费由地方负担和筹集，中央只给予少量专项补助。这一现状在费改税后有所改变。随着费改税的进行，基层政府的收入骤减，农村义务教育不得不大量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教育分权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应该怎样在各省级政府、省级政府之内、各城市、各社区或各学校之间分配中央政府的教育资源。一般来说，有两种分配方法：一是中央与各省进行双边谈判，其中几乎没有透明的规定；二是根据公式进行分配。然而，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处于过渡阶段，省级以下政府之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还不完善，各级地方政府采取收入层层“向上位移”而基本事权却保持不变或“向下位移”的不合理现象，导致县乡一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无法通过精确的公式来确定基层政府应该从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取得多少教育资金才是最有效的，因此，单纯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并不能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有效提供。 　　从2006年起，今后五年内我国国家财政对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将累计增加2182亿元，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这一政策导向将改变以往农村义务教育主要由实力薄弱的县乡财政“埋单”的状况，更好地保障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然而，中央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是免除中小学生学杂费，即使如此，县乡中小学校的教师工资、教学设备等仍然是县乡基层财政的“负担”。而这种“负担”在费改税后更为凸现，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拨款来推动义务教育的进行，其可持续性可能会受到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