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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专利权”的兴废 　　1912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的第一部经济法规《暂行奖励工艺品章程》颁布。这个貌似无足轻重的法令,埋葬了中国实业的一个旧时代。在此之前,官商、绅商、买办商人构成了中国实业界的主角;在此之后,草根商人、西化商人与海外归侨,连同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成为中国现代商人的主体。一个百川入海、生机勃勃的实业时代到来了 　　 　　1912年11月,民国政体初定、百废待兴。这一天,在全国工商会议上,与会代表、四川籍官员王国辅代表农商部实业司,提出了订立破产法、“集股法”和专利法的三项议案。谈及专利法时,王国辅说,“中国工业只有仿制类,少发明”,应以立法形式予以激励;他说,“前清专利章程年限过久,及反正后,各省皆滥予特权,于自由竞争原理不合,即于工商业进步上,亦大生障碍”。他最后谈到,真正的专利保护,仅限于商标权、特许权与“实用新案权”,风行了近三十年的清末“十年专利”,不过是非驴非马的产物…… 　　这一天,百余名代表以漫不经心的姿态表示,三项议案,“(可)互并送部参考”;也就是说,这些法令不需要提交参议院审议批准,农商部斟酌颁行就可以了。而十几天后,1912年12月12日,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部经济法规,《暂行奖励工艺品章程》颁布了。当时的主要报刊如《申报》、《时报》、《东方杂志》等,也仅仅予以简短的报道。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貌似无足轻重的法令,埋葬了中国实业的一个旧时代。在此之前,盛宣怀、聂缉?、张謇、周学熙、郑伯昭、王一亭……构成了中国实业界的主角。他们或是官商,或是绅商,或是买办商人;而在此之后,张嘉?、穆藕初、范旭东、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简照南简玉阶兄弟、郭乐郭泉兄弟……这些草根商人、西化商人与海外归侨,连同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成为中国现代商人的主体。一个百川入海、生机勃勃的实业时代到来了。 　　那么,对这部法规,与会的152名代表为什么如此忽视呢?这个旨在奖励发明与改良的法令,又何以牵动那么多民国企业史大人物的命运呢? 　　 　　“十年专利” 　　这就不能不谈到以李鸿章为始作俑者、风行了近30年的“十年专利”。1881年,在给李鸿章的一份禀帖中,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郑???应谈到,作为中国第一家引进西式机器的企业,织布局符合“始到独造”的西方专利惯例;为此,“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一局,显分畛域”。次年,李鸿章获得了对该项专利的十年授权。 　　这是中国第一例专利许可。但毫无疑问,这个“十年专利”,与西方通行的专利权大相径庭:后者只针对发明创造、工艺改良,前者却垄断了使用机器、兴办工厂的权利,是不折不扣的专办权、专营权。 　　又何只是上海?6年后,当两广总督张之洞也打算采买机器、兴厂织布时,他致电李鸿章,“十年内不准另外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不至侵沪局之利。”对这个软言相求,李鸿章送了个顺水人情。他在复电中表示,“粤设官局距沪甚远,似无妨。” 　　1890年,伴随着张之洞调任武汉,湖北官织布局动土施工了。但此后几年,除了这两家官办企业,中国没有诞生任何一家机器纺织厂。李鸿章试图以垄断追逐厚利的念头早已有之,远在1875年,他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他控制机器、防止流入民间“以生变乱”的态度就跃然纸上:“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当随时设法羁縻。” 　　就这样,从一开始,最先进的机器与最古老、最陈腐的垄断特权,就奇异地、令人叹息地纠结在一起了。即使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尽管效法欧美、“实业救国”成为盛极一时的潮流,但“十年专利”不仅没有成为过去,恰恰相反,它从机器纺织业扩展到采矿业、缫丝业、面粉业、火柴业和诸多公用事业,扩展进了现代工业的任何一个领域。 　　 　　巨头的诞生 　　1895年,被誉为“近代完人”的张謇,在南通筹办后来被大书特书的大生纱厂。十几年后,他回忆了5年筹备、颠沛流离的艰难历程:忍辱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不知凡几”;为了节省费用,前往上海筹款时,他往往“卖字自给”,即使如此,“往往甲日筹得一二万,乙日已罄,丙日别筹,而丁日又须还甲”……凡此种种,让50余名股东无不唏嘘。 　　但这一天,张謇并没有谈到,支撑他在万死中觅求一生的,不仅是坚韧的天性、“实业救国”的高远理想,还有“十年专利”带来的市场前景。几乎刚刚开始筹办大生,在优质棉花生产地南通,他就获得了“二十年内、百里之间不得有第二厂”的专利权。 　　不仅张謇。 　　1896年,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业勤纱厂,作为无锡第一家现代企业,它顺理成章地享受到了“十年专利”;次年,宋炜臣在汉口创办燮昌火柴公司,同样是“十年专利”。不久后,张莲芬的中兴煤炭公司,“距矿百里内他人不得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