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合理性代价和陷阱.docVIP

秦晓合理性的代价和陷阱 　　过热的警示 　　 　　此轮中国经济投资过热和政府宏观调控来势颇猛，社会各界的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我认为，在如下几点认识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广泛的共识： 　　――就总量而言，中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通缩，消费需求不足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时，投资过热带动的通胀压力已开始显现。因而这不是一次典型的供求失衡导致的经济周波现象，其产生不仅有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还存在着机制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次过热称为“结构性和体制性过热”。 　　――从供求基础层面看，过热主要是投资需求推动的，但其直接导因是商业银行为降低不良资产比率扩大信贷规模的行为和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冲动。这种“需求”不是理性的市场行为，其产生的根源应从机制和体制上寻求。 　　――宏观调控虽然从总体讲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但大量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银行和企业，表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完善且存在明显的缺陷。无论是问题的产生还是问题的解决都含有非市场的因素。 　　――中国经济的发展未能摆脱粗放、外延的模式。结构不合理、效益不好、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善，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土地供应短缺已构成发展的重要约束。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最重要的课题。 　　上述几点所揭示的不仅仅是过热的性质、成因及政府调控的方式这一类运行层面的问题，也触及到机制、体制层面的问题。因而，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点应从运行层面深入到机制和体制层面，从应对经济周波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扩展到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宏观经济战略定位。 　　 　　经济发展的痼疾 　　 　　从机制和体制层面上看，中国经济发展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二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冲动。粗放型增长方式不是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以消耗大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不是效益和效率导向而是规模和速度导向。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冲动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优胜劣汰的功能，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导致了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加剧了市场供求周期性波动。 　　十多年以来，尽管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市场秩序的发展和规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转变职能、规范行为（决策程序公开、透明）、改善作风（高效、廉洁）的改革则更显得步履艰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拥有和控制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同时，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市场和企业干预的程度和力度愈来愈大，这已超出了市场机制下政府的职能和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一个市场机制的环境中，企业行为是市场供求约束下追求利润极大化的理性选择。盲目投资、过渡举债，重规模轻效益、重投入轻产出、重扩张轻风险不是一种理性的商业行为。市场和股东对企业行为的约束不充分显现表明市场机制（包括企业的公司的治理）有严重缺陷，或其中含有非市场成分。 　　粗放式增长方式和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冲动，这两个问题不但是有关联的，而且都导致效率的损失。其产生的根源是，非市场因素的存在削弱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优胜劣汰的功能，而非市场因素主要来自政府行为对市场和企业的参与和干预。解决的途径应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进程。 　　政府有形的手在改革的初期成功地启动了市场化的进程，在市场的无形的手开始成长起来之后，有形的手却未能适时适地淡出，这对已形成的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对市场取向改革的进程都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对此，普遍的看法有几种：一是市场发育不够，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必须保持一定的权威和能力。就一般意义而言没有人挑战这一观点，但对于那些已形成了市场，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领域，政府的角色是否需要调整？调整的力度够不够？ 　　二是现行的干部使用和考核机制片面突出了GDP指标。如果问题仅仅是由一个指标决定的，那么修订一下指标岂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困扰我们多年的问题了吗？ 　　三是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寻租和腐败，形成了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这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但把答案完全归结为这一点，似有偏颇。 　　首先应探讨的是，政府拥有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干预经济活动的行政手段，在实现中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合理性的代价是什么？是否存在“合理性陷阱”？如何选择相应的宏观经济战略和政策？ 　　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从效率、公平这两个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深入反思。 　　 　　如何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公平与效率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具有特殊的含义和特征，把握两者关系的平衡点也更为困难和复杂。这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