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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性的角度看我国不同质劳动力的就业和迁移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外部性的问题来展开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想研究经济中的外部性或者说互补性对劳动者的诸如工作努力程度、对自身教育的投资以及迁移决策等选择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外部性 不同质劳动力 就业迁移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应该是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一直存在着“民工潮”的现象，但是2004年，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并且有向内陆扩展的趋势。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这个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民工荒”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民工工资太低；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使部分劳动力又流回农村；民工受到歧视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但事实上，这种“民工荒”现象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一方面企业招不到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民工处于失业状况。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此时其劳动力市场几乎是一元的，而且不管是供过于求还是供小于求，都是可以慢慢回到均衡位置的。但是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这些地区必将向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产业发展，其对劳动力的要求在渐渐提高，其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掌握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人力资本，而民工本身却并没有也没有条件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呈现出双因果关系，民工自身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其无法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比如教育和在职培训。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从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是呈现阶梯性的，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本的供给曲线是不同的，同时，人力资本和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也是不同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其需求曲线的形状，从而决定了其最终的不同的均衡状况。 　　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现象，对我们??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我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需要大量懂得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产业工人时，我们的教育却极力从事高等教育的扩招而不是职业教育；我们怎样针对人力资本的不同层次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使我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实现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我们怎样寻找一种模式或是一种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多把资金投资到与劳动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方面。 　　同时，“民工荒”这一现象也提醒了我们：劳动力是不同质的，而劳动力的不同质也最终导致了劳动力在供给方面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也最终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断层。本文主要想探讨劳动力不同质所引发的劳动力就业和迁移决策问题，所以本文中的模型在表现劳动力不同质问题时，往往采取了将劳动力区分为熟练技术劳动力与非熟练技术劳动力，或是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和拥有较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做法，希望借此来描述不同性质劳动力的均衡状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在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的看法往往是生产要素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而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时就会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从而使得劳动力回流到不发达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而言，就应该是先“孔雀东南飞”，再“西北飞”，但是中国的现实并非如此，很多拥有高学历和技术的劳动力在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或是无法找到工作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留在沿海的发达地区，而并不愿意去西北地区就业。这一现象体现了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凝聚作用。以前我们在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时，更多地考虑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除了替代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互补关系，即一个经济部门或地区的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和丰裕资本的积累足以产生一种互补性。其实，这一互补关系不仅仅体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因为拥有丰裕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企业家精神等资源和因素而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产生一个正的外部效应，使得劳动力尤其是拥有较高教育水平或是技术的劳动力，即使在现期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对未来的工资效用保持了一个较高的预期。而本文就是想在此思想基础上研究经济中的外部性或者说互补性对劳动者的诸如工作努力程度、对自身教育的投资以及迁移决策等选择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对于一个想在城市中就业的劳动力供给者而言，其面对着众多的决策，其要选择是否在该城市中就业，同时也要选择改变影响自身就业状况的因素。在中国的现实的经济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 　　我们假定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效用的大小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工资水平、其本身所受的教育水平、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