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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晋商文化看晋商的衰败 　　内容摘要：山西曾拥有繁荣的商业，却未能走上良性的商业发展道路。本文从晋商文化的角度分析晋商衰败的原因，发掘晋商文化中内在的消极因素是如何塑造晋商的意识形态、商业人格和商行制度的。 　　关键词：晋商 晋商文化 衰败 　　 　　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晋商文化是山西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所创造的经营经验、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是晋商在经商立业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 　　晋商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晋商”在商界称雄五百年，出现于古代晋国时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到明代中叶，山西商人在地缘、血缘、姻缘家族集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清朝乾隆末年，出现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晋商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品，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尤其是山西票号商人创造出繁荣与辉煌的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那么，山西为何没有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创新，而是逐渐衰败呢？究其原因，除了商业经营本身的高风险和其他外在因素之外，本文试图发掘晋商文化中内在的消极因素。 　　 　　缺乏竞争的文化 　　 　　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又通过与外来文化碰撞，以山西黄土文化为基础，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独特的“廉商诚贾”的晋商文化。因此晋商文化以晋商的商业道德为基础，遵循敬事而信的原则，既有敬业的精神，又有诚信的品格。“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义制利”是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 　　山西商人正是本着“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经营理念，“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重视商誉，而且谨慎经商，不敢冒风险。票号的存款主要是税款军饷等公款或贵族官僚的私蓄，放款对象以钱庄和少数大商号为主，而且放款对象一般都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一旦时局动荡，贵族官僚提款，票号不敢拖欠，但贷给钱庄和商号的款项却成为呆账。正是因为晋商缺乏竞争意识，不能主动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过时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法，导致在列强入侵，残酷竞争的新环境之下，他们感到不适应，力不从心。而东部地区，实力远不如票号的钱庄业具备竞争意识和竞争思维，他们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商业，业务活动也主要为商业服务，从而在竞争中顺利转型，实现金融成长。 　　 　　缺乏创新的文化氛围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商人发家的三步曲：“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在资本微薄的条件下，要做生意只能靠勤力劳作，这就要求山西商人必须保持艰苦创业、勤劳俭朴的精神。正当徽商以沿江、沿运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晋商却默默地走西口、穿草原、越沙漠，开拓着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贸易。到第二步“少有斗智”， 在资本有一定积累的条件下，商人要想与人相对而争利，必须精敏有心计，靠策略制胜，“富者必用奇胜”。到第三步“既饶争时”，在资本自我积累达到富裕的条件下，山西商人应当尽量减少外来的强制干预，抓住时机，谋求创新，谋求自我发展。 　　但是，山西商人在经营获利之后，缺乏创新意识，知足常乐，取而散之。晋商开始赚得的钱财主要是捐输助饷；购地置产；办学赈济；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窖藏；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奢侈消费。后来少数山西商人的资本开始投向铅矿、曲枋、池盐、植棉，以至机器采矿业，实现了商品经营资本(如茶庄、布庄、绸缎庄、颜料庄等)和货币经营资本(如当铺、帐庄、钱庄、票号)相互渗透、混合生长，首开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相结合之先河。但是后者只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因为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认知危机 　　 　　山西地理位置处于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中间地带，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黄土文化中不仅具有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谨慎的文化特征。而且具有少数民族骁勇豪放，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敢闯敢创的特征。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山西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先决条件。但是随着海运技术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山西省的区位优势逐渐丧失，而濒临海洋的东部地区逐步显示出其生命力。 　　自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以来，中国的被迫对外开放为沿海地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上海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金融中心，浙江省成为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省份。省城杭州，钱铺较多；宁、绍等地钱庄业在清代已有很大的规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