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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工业化过程中变化与控制 　　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经1000美元，加上其它主要经济指标，表明我国已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基尼系数已超过0.4这一国际上公认的警界线。如何看待这两种有联系的现象？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一般规律 　　观察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过程，可以看到不同产业部门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发生有规律性的变化，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工业化起步时很小，在初期到中期开始时逐步拉大，到后期尤其是到成熟的工业化阶段又逐步缩小。对此现象，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兹提出了例U形曲线理论予以了描述，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实际证明了这一理论。如，美国农民收入占非农人口收入的比率，20世纪30年代约为40%，50~60年代约为50~70%，80年代约为80%，现阶段已基本持平；日本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60年代，城乡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1.3：1~3.1：1之间，在其工业化后期差距缩小，到1980年为1：1.15，农民收入反而超过了非农人口收入；后起的韩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1965~1969年为14.6%，1970~1979年为4.6%，前快后慢，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则是前慢后快，在上述两个时段分别为3.5%和9.5%。对于城乡、工农之间收入差距随工业化演进过程而变化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都进行了研究。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就分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成因。20世纪中叶，出生在大洋洲的美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首次提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并指出劳动力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最后向第三次产业转移的现象，分析了各产业间收入水平差异是劳动力转移的动因。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长期致力于国家工业化，城乡、工农收入差距的产生与变化，从总体上看，也符合工业化初期到中期变化的一般规律。但要指出的是，经济改革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出U形变化：1978年为2.57：1，1983年缩小仅为1.7：1，这得益于农村率先启动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启动后差距逐步拉大，1994年为2.86：1，进入本世纪后差距迅速接大，2001年为2.9：1，2002年为3.1：1，2003年为3.2：1。对于这种U形变化，我认为既有上述工业化过程的内在原因在起作用，又有改革以来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选择在起作用。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制的政策因素 　　如前所述，工业化后期直至成熟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以缩小直至消除。威廉?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即使是在封闭的二元结构模式下，长期经济运行的结果也可以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动弥合。但是，许多国家的工业化实践表明，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这种自动弥合将是十分漫长的过程，以致于不等这种理想状态出现，就掉入到市场经济的陷阱。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一国工业化进入中期以后，将是经济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政府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选择的关键时期。如果政策正确，则经济结构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以收入差距为核心的城乡差距全面缩小，工农、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经济保持旺盛的活力，如韩国等国家。如果战略失误政策失当，则城乡、工农发展失衡，经济停滞不前，跌入市场经济陷阱，如拉美一些国家。因此，多数国家从工业化中期开始，往往通过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政策去克服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加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如，美国1933年出台《农业调整法》提出支持价格政策，1973年提出目标价格，1996年依据《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又对价格与收入支持政策进行了调整。政策的重点始终是调控农产品价格，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除了支持价格和收入支付政策外，一些国家的政府还对农民提供公共产品的一般服务支持，以及包括信贷、税收、财政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以解决自然灾害、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造成农民收入不确定性的问题。以上阐述表明，凡取得工业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因为政府长期关注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对农业采取了一贯的支持政策。这对分析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政策性原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于我国城乡收入悬殊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诸多原因中，我认为要特别从战略和政策层面加以分析。改革以来，中央向地方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较强的财力和较大的决策权。而地方政府仍然沿袭了传统工业化发展战略，走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发展路子，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投向始终没有把农业作为重点，忽视了农业对工业化的支撑作用和农业的基础地位。纵观我国工业化历程，中央与地方政府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政策选择上，相对于确保农产品供给、支援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战略目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