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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方略”史书的编纂及其历史价值 作者：赵云田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更新时间：2009年04月08日 清朝（1644-1911）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存在268年。其在关外时期，如果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16年）算起的话，还有28年；而如果再从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1583年）开基创业算起的话，则还有61年。清朝存世之长，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它朝代相比，也是排在前列的。 在300余年的时间里，清朝对中国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且不说清代前期被人们称为“康乾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家统一，国力强盛，国土广袤，物产丰盈，人口众多，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疆域，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不说在文化领域，通过大规模的编纂书籍，对二千余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结，出现了卷帙浩繁、气势宏大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实现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历史性总汇；单就文化领域的“方略”史书的编纂来说，就有许多可以点评之处。 有清一代编纂的“方略”（有时也称“纪略”）史书，和以往历朝历代相比，算是最多的，仅官修的就有23部之多（参阅附录）。什么是“方略”史书？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方略”就是全盘的计划和策略，那么，“方略”史书就应当是指那些有全盘的计划和策略的战争史书籍，或者说就是讲作战计划和策略的书籍。清朝编纂的这些书，在当时属当代史的范畴，而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就属于清朝的历史了。 要认识清代“方略”史书的编纂，首先应当了解清朝统治者对编纂史书、特别是本朝当代史书籍的重视。其次，还应当了解清代修史机构的成立及其运作情况。第三，也应当了解清朝发生的各种各样战争的大致情况，以及相关《方略》的成书背景。 首先，是清朝统治者对编纂史书、特别是本朝当代史书籍的重视。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统治者就成立了编纂《明史》的机构，准备纂修《明史》，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才编纂成并刊印，整整用了95年。这是清朝统治者重视编纂史书一个最好的例子。对本朝的历史，清朝统治者则是更加重视。顺治六年（1649年）春，清朝统治者开始组织人力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顺治皇帝指示说：凡一代之兴，必垂一代之史，以觐扬于后世，这实在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见《清世祖实录》卷42，顺治六年正月丁卯条）。他还就纂修《清太宗实录》的原则提出了意见：不要浮夸而失去真实，不要偏激固执而失去公正，不要疏忽而造成缺漏，不要怠玩而荒废时间，一定要以诚敬的态度修好这部书，使其成为后世可以遵循的标准（参阅上引书）。康熙皇帝即位后，也积极准备纂修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历史，为此任命了各方面的负责人，还就开国功臣传主的先后顺序提出了意见，就某些原则问题作了指示。雍正皇帝即位以后，不仅准备要修三朝国史，而且准备纂修四朝国史，并积极进行准备工作。他谕示有关部门发出文件给相关单位，把各级贵族以及文武大臣的材料收集起来，汇集成册，作为纂修国史用。他还任命大学士鄂尔泰为总裁官，抓紧工作。清朝统治者所以非常重视史书的编纂，特别是“方略”史书的编纂，那是他们认为，从中可以总结历史教训，更好地守住祖宗传下来的基业。乾隆皇帝在《开国方略》一书的序中就曾这样说：以敬天命，守祖基，兢兢业业……此《开国方略》之书所以作也（参阅《开国方略》序）。 其次，是清代修史机构的设立及其运作情况。由于清朝统治者对编纂史书、特别是本朝历史书籍的重视，所以，清朝入关后，在顺治元年（1644年），就设立了修史机构，即翰林院。翰林院定掌院学士为专官，级别是从二品，在大学士、尚书内特简，满、汉各一人。在掌院学士之下，有：侍读学士，正四品，侍讲学士，正四品，满族各二人，汉族各三人。其下又有侍读、侍讲、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人数不定。再其下，还有主事、典薄、孔目等员，约十余名，有满族人，也有汉族人。再其下是笔帖式，满、汉族都有，约四十余名。翰林院的职掌很多，包括编修国史，备皇帝顾问，祭告郊庙神祗时撰写祝文，册立、册封时撰拟册文，以及颁赐内外文武官员的祭文、碑文，编修实录、史志，等等（以上参阅《清史稿》卷115，职官志二）。可见，翰林院不单是修史机构，或者说，编纂史书只是翰林院职掌的一个方面。康熙皇帝曾说：翰林院是专门负责纂修工作的。（参阅《清圣祖实录》卷39，康熙十一年闰七月甲午条）。他又说：国家设立翰林院衙门，原准备是储养人才，娴习文学，以备顾问编纂之用（参阅《清圣祖实录》卷119，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丁酉条）。那么，翰林院的哪一个部门负责编纂史书呢？原来，在翰林院中，设有国史馆，国史馆设总裁官，负责编纂史书。总裁官系特简，人数不固定。在总裁官之下，设有满文总校、提调、总纂、纂修、协修、校对、笔削员等职。满文总校一人，由满族侍郎内特简。提调官，满族、蒙古族、汉族各二人。满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