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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次贷危机政治经济学思考 　　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关于次贷危机形成过程的描述却是大体一致的。一般认为,次贷危机的形成经过了三个相关联的阶段: 　　第一阶段: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2000～2003年,美联储的持续降息拉动了总需求,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在市场繁荣时期,房地产金融机构争相放宽信用标准向购房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这种向收入水平低、信用等级低的人群发放的贷款就是次级房贷或称为次级债。 　　第二阶段:次级贷款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向整个金融市场传递。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转移风险,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将次级房贷通过证券化和层层打包推向金融市场,出售给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甚至于养老基金和个人投资者,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 　　第三阶段:房价下跌导致次级房贷违约率上升,最终引爆危机。随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到来和房地产市场的降温,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款出现违约,违约的增多首先使发放次级贷款的公司倒闭,并使购买了次级贷款证券的机构遭受损失,进而冲击到整个金融市场,引发金融危机。 　　从以上分析似乎可以看出:一是宽松的房贷条件所具有的高风险为危机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二是次级房贷的证券化引起的风险传递使整个金融市场牵扯其中;三是房价下跌最终引爆了经济危机。 　　这样一来滋生了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由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银行放宽贷款标准是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以实现资本扩张;而资本扩张又会导致经济过热并产生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致使房价不可能永远上涨;即扩张的资本必然抑制社会需求,由此导致经济扩张失去其实现条件,产生资本过剩性危机,因而金融危机不可避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的。”经济危机永远是细节不同,本质却相同。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如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如此,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亦如此,而这一次的次级房贷危机也不例外,它显示了一种常规模式,即资产价格上升――信贷扩张――投机――过剩――资产价格下降――违约――市场恐慌,而这种模式的背后是资本扩张引起的经济悖论。 　　 　　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从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作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与全面地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其基本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得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由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