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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和不幸福经济学 　　萧伯纳曾经说过：“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我不知道他是在何种意义上对经济学做出这样的评价的。不过，与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在幸福这个命题上做出多少实质性的知识贡献。 　　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跟物质财富、社会环境、公共制度、心理感受等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之后，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起幸福这个命题，这个变化本身，也许透露出一些对于经济学的变革而言非常重要的信息。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影响》这本书的出现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关于幸福问题的深入探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预示着经济学方法论和分析范式的转型，也意味着经济学正在重新回到她应该讨论的核心命题。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学中的福利主义学派开始成为一种新潮流，福利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人的福利问题，开始反省人类财富的增加对于人类的终极意义。但福利经济学在方法上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因而并没有为经济学探讨幸福问题开出一种革命性的道路。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直至现在，阿玛蒂亚?森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于幸福问题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森的结论和方法同时对经济学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贫困与饥荒》等经典著作中，森一直在拓展他关于人类幸福的理论，这些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的讨论在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中显得那么鹤立鸡群，因而也就显得如此稀有而弥足珍贵。森把人类的幸福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的能力自由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福利和幸福，关注普遍的人类命运，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森一直试图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更多地加入伦理视角和哲学视角，对原有的新古典范式和福利经济学命题多有中肯的批判。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基础是效用。通过效用这个概念，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看似精致然而内部却漏洞百出的经济学大厦。效用又分为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尤其是经过罗宾斯的决定性贡献，经济学家已经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人类效用不能被基数性衡量与评估。效用是一个主观的概念，涉及每一个人对于自身满足感和幸福的主观判断。因此效用只是每个人选择决策时的考虑因素，而不可能成为相互之间进行比较的变量。有一个故事非常有趣地表示出效用的不可比较性。一个富人正在沙滩上享用大海的美景、晴朗的天空和温暖的阳光，此时，他身边躺着一个一文不名的年轻的流浪汉。富人对这个年轻的流浪汉说：“年轻人，你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奋斗啊。”年轻的流浪汉问：“我为什么要去努力奋斗呢?”富人说：“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啊。”年轻的流浪汉又问：“获得更多的财富又是为什么呢?”富人说：”获得更多的财富你才能到海边度假，享受这里的海滩和阳光啊。”年轻人反问道：“那么，你认为我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这个年轻的流浪汉对富人的诘问使富人无言以对。对于富人而言，巨大的财富的效用显然很高，他的全部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占有和获取巨大的财富，然后比他人获得更多的享乐。然而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看来，财富并不是通往更多的快乐的手段，快乐与财富之间的关联非常微弱。显然，在富人和流浪汉之间，对财富这种东西的效用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 　　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建立在基数效用基础上的分析并不是经济学理论中必要的组成部分，而建立在序数效用基础上的偏好显示和选择行为，才是构成经济学大厦的必要基石。每个人的内心状态和价值判断都不相同，因此基数效用在操作上完全不可行。序数效用论决定了每个人内心的偏好顺序，这种偏好顺序又由消费者无差异曲线表示出来，因而也就合乎逻辑地以偏好指数建立了需求理论的基础。这是希克斯和艾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就证明了的，萨缪尔森更是认为效用就是偏好，并通过偏好和选择行为建立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 　　福利经济学也是建立在效用这个基本概念上。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因此在其分析框架中，最有用的概念莫过于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对此，阿玛蒂亚?森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部分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华，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森对帕累托最优这个福利经济学核心概念的讽刺在很多经济学家那里获得了共识。帕累托最优仅仅关注经济效率方面的最优化，而没有关注效用分配方面的最优化。没有了效用分配的最优化，没有了人类之间的平等感和满足感，仅仅经济效率能够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化吗? 　　幸福与效用不是等同的概念。在《幸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