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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剥夺性“幸福” 与幸福城市 　　城市承担着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使命，承担着建构“幸福”的使命。从这一点来看，城市突出了社会共同体的“我们感”，突出了“社会”的性质及“社会合作”的目标。有了这样的认识，幸福指数本身的内容就不难界定。 　　 　　“幸福指数”现在对很多人来说，不再是一个新名词。有些城市已经或正在着手将幸福指数作为与GDP相匹配、甚至掣肘的一个社会发展指标来研究和打造。如果未来的某一天，幸福指数成为人们判断哪一个城市才是宜居城市，哪一个城市发展水平高的依据，成为城市之间的竞争力和城市公共管理者的业绩考量尺度，那么，会让人感觉这至少不应该算是坏事。 　　可是，“幸福”这个概念既宏大抽象，又具体而微；既关乎社会整体，同时又无法忽略每一个人；既承继着过去，又衔接着未来，而且，与当下息息相关。因而，人们穷尽所能，是不是能发展出一个测量自己过得怎么样的所谓“指数”来告诉自己呢？这是一个问题。 　　 　　幸福、幸福感和幸福观 　　 　　根据伦理学的定义，幸福（Happiness）是人生重大、长久的或巨大的快乐，是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个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现，使自己在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生活得到某种满足时就会体验到幸福。这一心理体验，是人们对生活的肯定评价。同时，幸福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因为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本身需要客观的、现实的条件和基础。 　　既然幸福是一种需要满足后的心理体验，强调它的“主观”感受，是理所当然的。自上世纪60年代起，社会心理学、心理健康学、积极心理学思潮、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作为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和心理状态的重要概念。它被定义为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并且强调作为当下情绪体验的性质（Diener et.al，1998)。因此，与生活满意感、快乐感、心理幸福感的概念相近。 　　近几十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主要从需要、人格、自尊等因素的角度来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来源和心理机制，发现??值观、社会比较、公平信念等作为调节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形成的作用。一般学界都认为，幸福这一主观体验，来自个体自行选择的人生目标和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 　　这就带来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人的很多需要是可以被建构的，甚至人的评价标准也是被文化、历史、社会建构的，于是，幸福感也是通过幸福观被建构的。这一点，文化人类学家王铭铭15年前就已经看到了。他通过对闽南山区美法村的田野观察，发现幸福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同文化对“幸福”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因而反映在幸福感上也不同。这就是幸福观不同，对幸福的不同解读造成了人们理解幸福的含义也不同。比如，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直接用“幸福”概念，而是“福”概念。“福”的含义，牵涉到祖先、子孙、道德完整等概念，“表明其潜在的含义所重复强调的获得幸福的两种方式：前生命定和后天实现的辩证统一”。因此，幸福感被视为“在本质上是文化定位的”。中国人谈到的“福”，有所谓“福气”、“福运”、“福祸相倚”和“福祸转化”，还有知足、顺生、平安、好运、安适的含义，与西方人强调当下的情绪体验不同。有研究提出，中西方在理解幸福的本源、意义、联系和时间四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学家发现，幸福观是人生观系统中有关人生幸福的部分，是人们关于幸福目标、幸福动机、幸福手段、幸福标准、幸福效果等问题所持态度的观念系统。可是，幸福观又是怎么被建构的呢？换言之，需要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呢？它如何影响了幸福感的高低？因人而异的幸福观被测查出来之后，是否能够反映社会的改变，什么样的幸福观可能引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幸福本身带有的客观性质，即“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欲望、目的本身需要客观的、现实的条件和基础”如果被忽略不计的话，作为主观指标的“幸福”如何能真正面对与贫困、失业、社会保障的匮乏等生存条件的不对等？我们如何解释幸福感高于城市人的农民要进城打工，所反映出的“心”、“脚”不一？如果我们不能回答此类问题，幸福指数的编制就会走偏。面对这样理论构念有问题的测量工具测量出的结果，我们也会感到一头雾水。显而易见，跟随着一个不能引导我们生活的更美好的指数，不仅白白花费了研制的功夫，而且，会使我们误入歧途。 　　 　　谁的幸福？ 　　 　　据说，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幸福指数放在了自己发展的纲要里，但是就像曾经GDP带来的结果一样，很多人担心这个指数会不会更多地流为一种形式，一句口号，会不会出现对幸福指数“灌水”的现象？它真的能代表社会各个阶层最真实的感受和反应吗？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幸福感测量，或者说幸福指数到底为谁？所测量的内容，是谁之幸福的问题。 　　表面上看，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