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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新诗中城市抒写 　　摘要：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对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现代”转换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除了诗人精神状态发生“现代”转换之外，中国新诗自身同样离不开物质状态的“现代”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其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为新诗打上浓重的底色。在现代派诗人和九叶派诗人笔下，新诗的城市抒写第一次得到集中的呈现；新时期以来，这种抒写模式不断向文化、生存以及语言敞开，呈现出更为开放的对话姿态。 　　关键词：新诗；城市抒写；现代性；消费社会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80-04 　　美国现代文艺评论家王德威曾指出：“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是现代文学史家及论者最常触及的关目之一。”19世纪中后期以来，“城市”(city)成为西方人生活的共同体，进而渐次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大都会(metropolis)，并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如布雷德伯里所说：“现代主义把城市作为它的自然发源地――而这些城市又变成世界性的中心”，“在大多数现代主义艺术中，城市则是产生个人意识、闪现各种印象的环境，是波德莱尔的人群拥挤的街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遭遇、科比埃和艾略特的万物混生的环境”(2)。就西方城市文学而言，它起源于城邦制度之下的古老城市文明，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则是在机器工业经济中诞生的。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城市文学发源更早。从早期的《诗经》乃至汉代乐府诗、京都赋、初唐京城诗以及宋代以降以柳永为代表的市坊风情词，其间都留下了城市文明的斑驳投影。不过，这些历史文本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发展脉络和审美趋向。在欧风美雨的强势涤荡中，我国古代僵化的文学传统轰然倒塌，一种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引领的现代城市文明登陆中国，它冲击着古典诗歌的体制范例和精神田园，并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催生萌芽。 　　一 　　在古典诗歌中，作为抒情对象的城市无外乎是一个特殊的景观，一种缘情起兴的介质。“士”的济世传统与“怀古”的千年母题，使得诗人即使进入20世纪，其所营造的城市风貌依然与“???代性”的感受无缘。杨云史笔下的柏林(“一夜吹笳秋色高，柏林城里肃弓刀，宫嫔早识君王意，二十年前绣战袍。”《柏林怨》)和巴黎(“铜街金谷隔云端，闻到巴黎似广寒。草里铜仙铅泪冷，洛阳宫阙似长安。”《巴黎怨》)，在诗人笔下既有长门之恨，又含长安之哀，惟独缺乏异邦光电缤纷之色。传统诗歌的语言、节奏及其意象符号系统已然无法处理纷繁的现代都会感觉；诗人的内在文化心理也与现代城市出现巨大的断层。一种“求新”的要求呼之欲出。在充满诗性变革与冲动的晚清时代，黄遵宪的古体诗歌多已触及西方制度名物，并有《香港感怀十首》这样植入新锐城市意象的诗篇。尽管依然受到古典诗歌平衡体制和诗意机制的影响，难以透彻展示现代器物的风神，但是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诗歌美学，他所追求的“新派诗”明显地提升了诗歌“功能的现代性”。其诗作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把诗歌从山林和庙堂世界，带到了嘈杂喧闹的人间现实世界，强调了诗文‘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重要性”。 　　中国现代新诗的先驱胡适，将诗歌对现实的表达视为“物”之表达，与“物”的特殊经验关联成为其诗歌实验的主旨。这就意味着要在传统的诗美空间之外，寻找新的想象素材和诗意环境。如同他在《沁园春》一词中的誓言所说：“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现代新诗之新，在他看来就是要从传统诗歌建立起的文化忧伤循环中超脱而出，扬弃以“自然”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傅斯年说得更为简明了当：“人与山遇，不足成文章；佳好文章终须得自街市中生活中。”伴随着新诗人对“物”的投合姿态，诗歌自身也呼唤着更为开放的语言与形式，以融汇传统诗意无法处理的城市新风神。抒情主体的情感需要与诗歌文体的内部诉求达成默契，从而拉近了诗歌文体与城市文化的距离。在当时的精神语境中，知识分子试图传达一种“直面当下”的群体价值观念，这成为后世诗人审美视阈的重要构成。由感情投射的角度观之，从空谷旷野幽思到大城小街之景的视角转换，表现出“由远及近”的镜头拉伸感。不过，对新诗最初的试验者而言，他们重点观照的是诗歌形式、语言等“外在”质素的实验，而对文本的思想趣味和现代精神的“内在”探索，似乎还欠缺深入与沉潜。新诗初创时期的胡适便未完全脱离文人诗歌“大传统”与民间谣曲“小传统”的框架，那些新锐的城市意象符号，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关注。比如写到城市中的“人力车夫”，其抒情语境却依然显得朦胧古典，缺乏现代都会的新奇感觉。胡适自己也评说他的早期诗作大都是“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客观而言，在新诗的初创期，这种“文化的不适感”确实难以规避，而大量的稚拙之作，也并没有影响未来诗歌逐渐进入开放的城市语境、并在其中不断展现充满革新之力的发展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