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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阶段我国企业伦理转型 　　摘要：企业伦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初发源地和最本质要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企业伦理还不足以适合企业的良性发展，尽管这种理性在一定的发展阶段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但是它的缺陷是很明显的。要使得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在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中起到真正经济组织的作用，现阶段企业伦理应该实现转型，即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型。 　　关键词：企业；伦理；理性 　　中图分类号：Ｆ270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8）01－0035－03 　　 　　要全面把握企业伦理的内涵，首先要明晰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的比较概念。一般而言，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的全体员工应该共享的企业价值观，应该共同遵守的企业规则以及由此而生发的企业价值取向，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价值观，价值观立足于三个范畴：真假、善恶与美丑。企业伦理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道德关系的反映和概括，作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变量，伦理规范了企业内外部各种关系，并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非强制性手段作用于企业及个人，它主要关注于善与恶的范畴，考究对于善恶的价值判断，是价值观的核心，所以企业伦理本身又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伦理表明的是一个企业为什么要生存，将会以什么方式和途径来体现和实现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伦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初发源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本质要素。 　　 　　一、企业伦理――“工具理性”的生成及其缺陷 　　 　　传统管理学从“经济人”的前提出发，认为利益是经济组织形成的唯一原因，要将追逐私利的个体组织起来，必须诱之以利。企业作为经济人，如果没有利益，也就失去其生存的价值了。正是从“经济人”假说出发，企业伦理的“工具理性”成为许多企业的普遍伦理特征。 　　所谓“工具理性”是指企业之所以讲伦理是由于讲伦理可以给企业带来好处。企业把讲伦理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以此来增进企业的经济效用，企业看到了伦理的“工具效用”功能是一个更高级的阶段。纵观我国企业发展的历程，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由于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济主体，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此时的企业伦理实际上不是其自身所拥有的，政府在其间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后来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企业的效率问题逐步凸显出来，企业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效益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企业的伦理立足于其工具性，即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企业的良性运作不能不从自身与其他企业的关系、自身与员工的关系、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等不同层面上考虑其发展问题。 　　但是，如果从企业“经济人”假说的逻辑起点出发，我们来分析企业的“工具理性”不难发现：对企业和企业来说，把企业伦理视为一种“工具效用”，可以看做是一种理性选择，是基于一种“工具理性”的思路去看待企业伦理。即认为企业伦理的营建意味着对外能为企业塑造一种好的企业形象，而这正是企业发展所不可缺失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这样，企业伦理能辅助企业更好地契合市场。而对内，企业伦理的营建能节约企业的组织成本，提高企业的效率，能意识到企业伦理之于企业发展的经济意义并进行主动地遵循和营建。“工具理性”也暗含着只有企业伦理，才能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环境，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以及能提高企业的运行功效，企业伦理才会提上日程。而一旦在某一时刻，企业讲伦理不能给企业带来好处时，企业就不会再讲伦理了。也就是说，企业与伦理之间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利用关系注定了二者关系的不稳定。 　　更进一步分析，把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工具，本身就是反道德的。它无助于培养企业自觉的道德义务感和真正的道德意识。因为企业讲不讲伦理道德是同是否会给企业带来好处相连的，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实际上不过是商业中的等价交换。崇高的道德在这里受到了歪曲，异化为一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工具理性”的反道德性在此昭然若揭，用康德的话说叫做“对道德源头性的玷污”。康德在论述个人与道德的关系时曾说：“人们是为了另外更高的理想而生存，理性所固有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是幸福。”[1]这样，他就把道德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康德反对那种把个人幸福作为最高原则的伦理学说，人之所以拥有尊严和崇高并不是因为他获得了所追求的目的，满足了自己的爱好，而是由于他的德性，德性是有限的实践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因为要使一件事情成为善的，只是合乎道德规律还不够，而必须同时也是为了道德而做出的。所以康德总结道：“道德学根本就不是关于我们如何谋得幸福的学说，而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配当幸福的学说。”[2]同理，由于企业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实体，同时也是一个伦理实体，也同人一样具有伦理本性。所以，企业也应该把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