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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外语教育政策殊途同归 　　外语教育政策是有关外语教育权利的具体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经济实力、国际环境等一系列的政策环境因素总是在广泛地影响着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外语教育政策。但沐浴着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崇尚学术自由的西方社会与注重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走过了共同的人类社会和教育发展的轨迹，在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上正走向人的价值和社会价值并重之路，东西方外语教育政策有着殊途同归之处。 　　一、传统的崇尚人的价值的西方外语教育政策 　　西方社会有重视个性的历史传统。古希腊，苏格拉底学派主张独立人格的价值，柏拉图认为教育的任务在于发现和发展个人的特长，并使之与社会需要相和谐。威廉?冯?洪堡崇尚自由，提倡尊重人的个性发展，推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完全的人。在洪堡心目中，所谓完全的人，就是有教养的个人，一个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完全的人“自由是首要和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有了自由，有了“环境的多姿多彩，才能培养出人的独立自主个性，促进他行为和思想的自由和多姿多彩”[1]。西方传统的对学术自由的推崇和教育多元功能的提倡，在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上体现在各国政府在提升学生个人价值的基础上追求外语教育的社会价值。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完全的人，这是西方教育最根本的精神理念与制度，而自由是培养完全的人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种对学生学习自由的尊重表现在外语教育的课程设置上，给予学生充分的语种选择和课程选择的自由。 　　英国政府给予学生选择学习若干语种的机会，但是并不强制性地规定所学习的语种。政府要求所有的小学都开设多种语种的外语课程，使学生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各种语言，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所在，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做好准备。外语课程不是必修课，学不学、学多少、学什么，全凭学生自己选择。中学阶段的外语学习同样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对于外语课程有困难的学生，可以不学习外语课程，而有兴趣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学习。这样，外语的教学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那??对外语感兴趣并且更有潜质和语言天赋的学生可以得到外语教师更多的关怀和指导。荷兰政府颁布的《1968年大法案》规定，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两到三门外语作为考试科目，但不需要参加所有的语言考试。而荷兰的“国家行动计划”尽管要求学生应该学习多种外语，但可以采取部分测试的方式，例如专门测试听力或者是专门测试阅读水平。 　　二、我国传统的外语教育政策：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 　　纵观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外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工具主义的，也就是一种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价值取向。从京师同文馆成立至今，外语教育走过了140多年的沧桑，尽管在历史的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外语教育政策，但总体上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深受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从50年代的“全面向苏联学习”到现在的“全民学英语”，外语教育的地位、外语语种的取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此外，20世纪80年代对科技英语的重视，90年代对实用口语的推崇都反映出外语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特点。正如Adamson博士在《中国英语：中国英语教育史》中所言，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交互作用、交互制约的过程，凡是中国政治运动高涨时，政府就要通过社会和政治的手段来调控外语教育，反之，凡是中国大力促进经济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时，政府就大力提倡和推广外语教育[2]。 　　三、走向趋同的外语教育政策：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两者并重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在外语教育政策上向社会价值倾斜。“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形式上、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国家干预甚至包办高等教育却是世界性的，而且它们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引导和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改善经济状况，巩固或者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3]。西方国家充分意识到“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服务”[4]。 　　“9?11”事件后，美国开展了全球反恐战争，政府迫切需要提高国民外语与文化理解能力。因而，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与法案具有凸显其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特点。“目前美国在学生个人价值观的导向上，是从个人需要目标向社会需要目标倾斜，从个性传统向共性传统倾斜，从个人主义向利他主义倾斜。”[5]德国顺应本国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对各种外语人才的需求的历史潮流，1964年颁布了《汉堡协议》（Hamburger Abkommen），其中规定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课程设置是必修课，并根据学校的不同类型，规定所开设的第二外语是作为选修课还是必修课。协议指出学习外语与学习母语（德语）以及数学等课程同等重要，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