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隋唐时期“汉化胡化”看北魏孝文帝改革.docVIP

从魏晋隋唐时期“汉化胡化”看北魏孝文帝改革 　　[关键词]胡化，汉化，北魏孝文帝改革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5―0042―04 　　在《国史十六讲》中，樊树志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的时代。“汉化”与“胡化”的说法最早由陈寅恪先生于1940年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这一观点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过程，深入理解这一观点将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认识北魏孝文帝改革。 　　一、“汉化”与“胡化”的涵义 　　“汉化”是指中华各少数民族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及其核心儒家文化的过程，其实质可认为是“儒化”过程。“汉化”的倡导者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为巩固其统治，通过非暴力的形式自上而下推行翻。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关于“汉化”“胡化”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汉化”，关注“胡化”的较少。实际上，民族间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古代华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也对华夏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所以“只谈汉化，不谈胡化，并非实事求是的态度”。“胡化”是指汉族采纳和接受少数民族的文化或习俗。少数民族的很多文化对汉族人民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少数民族的饮食服饰、音乐舞蹈、语言文学等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寅恪先生认为：“汉人与胡人之区别，在北魏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在我国古代“汉化”与“胡化”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民族的和谐交流与融合，民族的多元文化也逐渐形成，并产生了共同的价值观。 　　二、“胡人汉化”： 　　儒化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 　　自东汉末年三国分裂，经过西晋短暂统一后，国家又陷入分裂状态，由此进入十六国时期。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一齐涌人中原，战乱频仍，???权林立，社会动荡。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各少数民族均出现不同程度地“汉化”。拓跋氏是鲜卑族中相对落后的一支，在入主中原以前，过着游牧的生活，保持着血缘群体组织，处在奴隶制阶段。进入中原之后，开始以中原之主自视，努力建立正统地位。由于农耕较畜牧在食物能量、生产力及人口供养能力方面都存在着较大优势。随着与农耕文明接触的增多，“汉化”成为大势所趋。道武帝时代开始定居划分新土地，“太祖(拓跋?)平中原……其有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外戚‘贺讷传》)。吕思勉先生曾指出，“野蛮之人多好肉食，然后卒改食植物者，实由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之故”。同时北魏统治者也开始吸收汉族的世家豪强进入政权，如拓跋?时的上谷张衮、清河崔玄伯，拓跋焘时的崔浩、寇谦之等，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可见，北魏的汉化政策并非孝文帝的独创，是带有一定延续性，只是前期统治者的汉化带有不自觉性和不系统性。 　　到孝文帝时期，北魏立国已历经八十五年，虽然经过前代的努力，以武力统一了北方，但是社会面临着诸多严重的问题，影响着北魏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凋敝，农业恢复缓慢 　　公元41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接手的是一个因长期战争而残破不堪、土旷人稀的“荒凉之境”，“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虽然政府注意招抚流亡，奖劝农桑，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究其原因：其一，由于拓跋部长期塞外生活的影响，畜牧生产仍占较大比重，大量的农田被圈占为牧场，史载：“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到了孝文帝均田之后，仍有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的事。其二，因北方长期战乱，民众为自保依附于豪强地主门下，豪强地主筑有“坞堡”，占有大量依附人口，拥有武装。北魏政权初建时无力改变这一历史现实，只得任命这些坞堡主为“宗主都护”，行使基层管理职能，向农民征发租调力役，维护统治秩序。这些豪强地主荫庇人口，“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而且，由于豪强地主随意抬高普通民众的户等，把一些租税负担转嫁到一般农民身上，造成“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所以才有了李安世首创均田之议：“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 　　2.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 　　战争年代，因为军事的需要，北魏统治者经常强迫其他各族人民当兵，“每次骑战，驱夏人为肉篱”。民族矛盾尖锐。汉族世家大族因怀揣着儒家文化的优越感，往往瞧不起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对汉族的世家大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