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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听政制度与谏体文学兴盛 　　[摘要]君王听政的传统，大概承自首邦时代氏族部落长老议事的习惯。周代“尽人事而知天命”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天子听政制度的确立，这既有法定层面的政策保障，也有现实操作层面的听政实践。这一制度的实施。直接激发了臣民参政议政、献言献策、匡救时弊的政治热情，从而带来先秦谏体文学的兴盛。这些谏辞大都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映现了一个个以“道”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负的浩然谏臣形象，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艺术特征。 　　[关键词]听政制度；谏体文学 　　[作者简介]宁登国，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山东聊城252059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158－05 　　从政治理想层面上讲，先秦时期，惟有那些德臻化境、术感鬼神的“圣人”才可以做王，才可以配称为“天子”或“民之父母”，以替天行道、代民立命。因此，典籍中对“圣人”的功能描述大多充满了理想色彩，如《礼记?礼运》：“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淮南子?泰族训》：“圣人者，怀天心，声然能动化天下者也”；《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墨子?兼爱上》：“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等等。可以看出，能够“治天下”、“化天下”正是“圣人”最大的职能特征，“圣人”是最为理想的君王，“圣人之治”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 　　然而，“圣人”毕竟也是现实中的个体成员，终究摆脱不了世俗个体感官、智力等方面的现实束缚，而且，“世禄之家，鲜克由礼”，先秦世卿世禄制也难以保证每一位世袭君主的“圣人”品格，因此，如何确保君王圣明贤能，如何确保国家政治体制健康合理地正常运行，便成为自古以来政治家、思想家们反复探究的核心问题。而自西周以来的君主“听政”制度，以其荟萃众人智慧、延展君主耳目、补察时事政治等优长逐渐成为确保君主制社会健康有序运行的可靠保障。 　　一、周代听政制度的建立 　　君王听政的传统，大概承自酋邦时代氏族部落“长老议事”的习惯。进入王政时代以后，这一传统仍得以延续。对此，《管子?桓公问》有过一段追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吕氏春秋?赞能》篇也说：“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由其中尧、舜、禹、汤、武王的圣王序列来看，不乏有美化圣王之政的成份，但可知听政兴国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周代之前，人们尊神尚卜，大小事情都要通过占卜筮问的方式征询天命神旨来定夺行动计划，因此，议事听政并不是主要的决策方式，也没有形成一种定制。 　　周代崇尚“尽人事而知天命”思想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便是对民意的普遍重视以及由此形成的听政制度。一般说来，判定一项制度的确立，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法定层面的政策保障，以确保此制度的稳定性、长期性；二是要有贯彻执行此政策的专门机构，以确保此制度的可行性、有效性。准此，我们下面对周代的听政制度作一考察。 　　首先在政策规定方面，据《尚书?洪范》载，周灭商的第二年，周武王便向殷朝遗老箕子咨询为国之道。在箕子所述的“九畴”大法中，第七条“稽疑”一法便是对君王听政制度的规定：“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即要求君主遇有重大决策之时，首先自己考虑，然后与卿士商讨，再与庶人商讨，最后才通过卜筮探询天命，明确规定了天子决策不能独断专行，要充分吸纳、倾听臣民意见。同时，在《周礼》《礼记》等典籍中也记载了许多臣下负有向君王规谏的义务，如：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 　　《礼记?王制》：“天子斋戒受谏。” 　　《礼记?礼运》：“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 　　《周官?小司寇》云：“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日询国危；二日询国迁；三日询立君。” 　　《周礼?春官》：载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 　　不仅如此，《礼记》中还有一些记载表明，为培养周天子的听政能力和德才涵养，自其幼为太子之时。朝廷便专设太师、太傅、太保以教导抚育： 　　《礼记?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 　　《大戴礼记?保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