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形象在中国百年诠释嬗变.docVIP

克利斯朵夫形象在中国百年诠释嬗变 　　伴随着20世纪初的社会革命、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Romam Rolland，1866－1944)携《约翰?克利斯朵夫》Uohn　Christophe)进入中国知识界，以鲜明的个性式话语从主流话语中悄然逸出，树立不同于主流话语的精英反思式品性，体现出不同于主流价值观念的族群特色和利益诉求，由此在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中得到不断诠释、多样重组和话语实践。作为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和思想界的文学人物之一，克利斯朵夫形象经历了一个曲折丰富的诠释历程，体现出多样的话语情态之裂变和数度的意识形态之嬗变：从20世纪30年代备受赞赏的英雄主义者，转换为40年代受质疑的个人英雄主义；从50－80年代被完全否定的个人主义者，变换到80年代的拨乱反正与90年代的彻底“平反”；从高峰到低谷再到波峰，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克利斯朵夫形象在中国摇曳出一幅浮沉激荡的思想画卷，勾画出一条明灭不定的影像画廊，排演出一出充满戏剧性的话语场景。 　　符号学家安贝托?艾柯曾言：“说诠释(‘衍义’的基本特征)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因为“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作品‘文本’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我们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克利斯朵夫形象在中国知识界的多样解读、合理阐释与过渡诠释，其各种解读背后所折射的内在理念，其在中国知识界的复杂接受态势，与意识形态、社会改革和思想论争之间的关系，无疑给世人提供了一枚透视百年来中国社会精英话语走向的典型切片和鲜活标本。这种复杂的变动过程不仅联系着30年代腥风血雨的社会战争背景，关涉着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时代诗学思潮，更直接反映着政治第一、文艺第二的特殊年代意识形态对集体批评话语的绝对控制。随着社会变迁和话语嬗变，在意识形态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评论家的诠释和解读则显示出更深刻的有效性和多样性，从而丰富着读者对形象的诠释、对文学的感知和对生命的体验。 　　 　　一．初识??利斯朵夫：英雄主义形象 　　 　　20世纪20年代，罗曼?罗兰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时．他独特的“英雄观”已普遍为中国学人所注意。张嵩年翻译错《精神独立宣言》时，在译文后附文论述过罗兰的“英雄观”：“但此不要误会，他的英雄是与常义不同的。如他自言，‘吾是不与或以无穷的思想(心力)奏凯或以独绝的体力获胜的，英雄之名的。吾所予英雄这个名的只是那以心之善成伟大的’，‘那作其所能的’(我们给他解释可说，就是永向至善勇进的)。”《小说月报》17卷6号的卷头语，刊登了徐蔚南翻译的罗曼?罗兰《贝多芬传》中话语：“我们不称那些依思想或体力来占胜利的人为英雄。我们所称为英雄的，只是心灵伟大的人……”编者将这一段话作为卷首语，意在拓展读者对生命个体的认识，由此也显示出这句格言所蕴含的精神力量。 　　20年代末期，杨人?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颓唐的青年需要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来振奋青年的意志，因此他翻译了茨威格的《罗曼?罗兰》。30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外敌的入侵，全民渴盼“英雄”!白桦、黄源等评论家就明确表示，罗兰的英雄主义正是积弱苟安的中华民族所急需的兴奋剂，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是一位“天才典型英雄典型的主人翁。踏碎那横在自己的前程的障碍，不惧怕不避免任何灾难，直视着人生，深味着人生，没有妥协，没有虚伪，片刻不停的时时和困苦艰难战斗，时时以强者的姿态征服着人生的罪恶悲痛而同时在不断的征服中又连续感觉出战斗的意义和生命之喜悦的，就是这一位主人翁的英雄而又伟大的全生涯!”翻译家傅雷读完三大名人传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也立刻意识到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认为“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真诚、在战斗中体味生命意义的英雄主义精神，得到30年代评论家的激赏；他坚强的品格、不屈的斗志与温情脉脉的爱心，感动和鼓舞了无数的中国读者。作家王元化读完《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后说：“这种英雄的心使我得到多少鼓舞啊!那时，上海正统治在敌人手掌下，戒严、封锁、屈辱、思想的压迫使许多人陷入极端的沮丧中。可是当我认识了克利斯朵夫的艰苦的经历之后，我看到他处于这样不幸的机遇中仍旧毫不动摇的趱奔他的途程，始终不放松他的远大的理想，什么都不能阻挠他的果敢的毅力。……我相信，克利斯朵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别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沦下去的一定还有很多。”这部小说还影响了路翎与胡风等许多作家，路翎就曾表示自己：“很欣赏罗曼?罗兰的英雄主义，我认为在任何时代，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