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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鸦片战争看传统民族关系转变 　　【摘要】鸦片战争之前各民族保持着“夷夏观”这样的关系，经过鸦片战争这个过程，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鸦片战争激发了各民族的爱国热情，基于他们对国家的爱国热情，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抵抗英军，无论战争胜利与否，都能看出各民族越来越团结，并为近代各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鸦片战争 民族关系 传统 转变 　　 　　鸦片战争前，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统治后期。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上都形成了强大的封建体系。而走向近代的开端竟然是以毒品、战争为先导，这就是近代中国的一大不幸。这种不幸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近代中国人的巨大痛苦和不幸。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民族关系只有“夷夏观”，也就是各民族独自的存在。从表面上看，清政府仍然以满族为统治民族，而其他民族则为被统治民族。但是经过鸦片战争后，中国各民族为了一个国家而逐渐团结起来。本文主要从民族关系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关系。 　　 　　鸦片战争中各民族团结奋勇抗战 　　 　　1840年，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变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清军与英国军队的武器之间的差距较大，再加上缺乏实战的洗礼，根本无法阻挡英军的进攻。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不久，英军又逼近南京城，直接威胁着京杭大运河。在这种状况下，清政府只有从全国各地调派兵马来应对战争，这样的状况较为仓促。英军所到之处都遭到了各民族的抵抗，例如，满族、苗族、藏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清政府的调兵令传到了前线的藏族聚居区土司索衍手里。国难当头，索衍派瓦寺土司守备哈克里，与大金土司阿木穰等人会同，率藏军做清军的援助，共同来保卫家园。1841年2000名藏族军队准备出征。1842年3月这种藏军在阿木穰的率领下负责攻打宁波城的西门。但是由于英军火力优势的存在，加之地理环境的优势，导致由阿木穰带领的百余藏军全部牺牲。 　　鸦片战争爆发后，蒙古族江苏巡抚裕谦开始署理两江总督。对于林则徐等人的抵抗活动非常支持，曾上书对琦善等投降??国的罪行进行弹劾，他是清朝边疆官吏中鲜有的抵抗派人物。1841年8月，英军侵略定海，裕谦率领5000多人来抵抗3万英军，清军多次击退想要进攻的英军，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葛云飞等人的壮烈牺牲，定海最终还是被英军攻陷。接着英军攻击镇海，裕谦坚决督军抗战。他亲自登山招宝山之威远城，在前沿阵地督战。10月10日凌晨，英军舰队兵分两路，每路数千人，同时进犯金鸡岭和招宝山。在危急时刻，裕谦亲临阵地，经过多次激战，击毙许多敌人，但终因敌众我寡，腹背受敌，再加上招宝山火药自焚，金鸡、招宝两山随即失陷。裕谦深知败局已定，便令江宁副将丰申泰护理钦差关防各印，送回浙江省巡抚衙署，而他自己则怀着极大的义愤，迈着沉重的步伐下威远城到学宫前，向西北叩头后跳下洋池自尽，以身殉职。 　　鸦片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民族地区，由于各个战争的爆发，导致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一些少数民族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大肆侵略以及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矛盾，也就是说，原来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产生了，并且这个矛盾在社会矛盾中占据主要位置。虽然鸦片战争中清军的胜利屈指可数，但是从各民族奋勇抗战来看，中国各民族开始团结起来，客观上形成了保卫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拉近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距离。鸦片战争时期的各民族应用抗战为近代中国民族关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传统民族观的改变 　　 　　鸦片战争中断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进程，它不仅导致了中国从阶级关系到革命任务、社会思潮、文化结构等的改变，而且引导中国各民族关系的转变。“夷夏观“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思想中最突出的，它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逐渐变成系统的思想认识。中国民族关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也是这一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统治阶级试图通过文化思想上的控制达到一统天下的局面。自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大一统”观念为汉武帝开疆拓土之后，思想武器被历代统治者重视起来，它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得以体现。“夷夏之辩”为孔、孟思想服务于政治统治奠定基础。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战争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民族差异性越来越明显，此时，一些思想家就提出了若干观点，这样一方面使华夏族和少数民族区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使民族之间的矛盾更好解决。而所指的夏、夷分别指春秋时期的齐、鲁等中原文化区以及南方的夷狄落后地区。 　　站在被统治阶层的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群众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意识到自己国家、民族的严重形势，从而产生了危机感和反侵略求生存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