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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是他“新闻发现”工具 　　一辆被修车师傅定性为丹东史上维修最频繁的破26自行车是刘彤的标准“行头”之一，老婆要给他换，他拒绝；台领导要给他换甚至想给他换成电动车，他拒绝；连采访对象都要出钱给他换，他也是拒绝。 　　恋旧；新车易丢恫麻烦；旧车骑起来更顺腿……这些都次要，最重要的是，他认为现在这个样子和老百姓更没有距离感，方便采访淘通……有点“轴”的刘彤在很多方面坚持着自己的准则。 　　被“逼”下基层 　　1997年，33岁的刘彤从区委秘书岗位调到丹东人民广播电台。他喜欢当记者，上初中投稿被采用时获得的快乐和“有面子”的感觉让他一直对新闻工作心存向往。所以，当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是在电台只有一个名额的情况下台长把这个机会给了他，在刘彤心目中，这份信任沉甸甸。 　　“直到老台长去世，我也不知道他家门朝哪边开。我希望用我的工作表现报恩。”刘彤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写的第一篇稿件被改得面目全非。”怎样才能胜任工作?起初刘彤参与编辑10 分钟的农村节目，那真是在等米下锅，通讯员送来的都是“长寿稿”，每年就春种、秋收那点事儿，基本改一改数字就寄过来了。不用吧，节目“开天窗”，用吧，又老掉牙了。“没办法，我被‘逼’走基层。”丹东电台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新人都要先负责丹东市最偏远的宽甸县。刘彤采访从不用人家车接车送，因为他认为那样最容易走马观花。跑宽甸农村时，他总是坐早上5：30的第一趟班车，保证在8：00前赶到目的地马上采访，既提高效率又能躲过中午的饭口，他宁愿自己啃干粮，也不给乡镇添麻烦。住宿就找5块钱一晚上的小旅馆，弄得老婆很佩服：“这种价钱的怎么还总能被你找到呢?” 　　仅用一年，刘彤就开始崭露头角。电台收到来自宽甸县委的表扬信；两篇新闻稿同时获省新闻奖一等奖。他个人则被评为市级文明青年。 　　来自各方面的肯定坚定了他的走基层之路。跑农村口的十年里，刘彤钻山沟、跑田间地头，走遍了丹东市最偏远的宽甸县22个乡镇，那里的250多个村走了有200个，最远的往返一次400公里，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扎堆农民中，自然不愁好作品。刘彤的节目特别“顺耳”，听起来一点不费劲。如他制作的《功德碑前的思念》，历经三天采访，一句甸经典语言令人叫绝――“有一年，俺们小队都搁面袋子往回拿钱”“俺们这儿，二十来岁往上的都有媳妇儿，俺们有钱呢!”这都是他踏破“铁鞋”硬生生地从大山沟里仅有的几户人家的讲述中“抠”出来的。 　　刘彤跑农村的10年，是他业务能力备受肯定的10年。他收获的各种证书和荣誉称号多到难以用具体数字来概括，除此之外，他还收获了和很多农民朋友兄弟般的友谊。在他看来，农民特别朴实。“只为让你静_亡从城里捎点东西，他就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你吃。”有意思的是，刘彤家前两年置业款的缺口是小姨子静忙填补的，而装修款的缺口则是他找农民哥们儿借的。“现在谁愿意借钱啊。可我竟然跟农民借了3万块钱，给了1000块钱的利息。”刘彤自认是真朋友很多的人。 　　社区大姐的“一条腿儿” 　　跑宽甸虽然艰苦，但刘彤乐在其中。2003年，丹东电台有传言要提拔他，于是他写了一封致台长的信，表明他“不进城不当官”的态度。到2007年，在民生新闻兴起之后电台开设了“民生早报”拦目，刘彤被调入这档新栏目。 　　当时在江苏卫视“南京零距离”的带动下，电视民生栏目逐渐火起来，但电台的探索相对滞后，所以“民生早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下子从农村到社区，刚转型时我也有压力，不知道节目怎么做。”刘彤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挺幽默，“我们孙台长给我定了个位‘刘彤走社区’，一下子把我踹下去了。”不到一个月，他那些和基层老百姓打交道的优势显现，节目很快步入正轨。 　　无需讳言，最初的节目还是琐碎的，视野也比较狭窄，因为老跑某某社区下水道堵了如何帮忙疏通的话题，一度同事们开玩笑叫他“下水道记者”。恰逢丹东这几年经济社会大发展，变动中难免浮现出老百姓不理解的问题。逐渐地，刘彤给自己找到了更清晰的方向：老百姓的难心事、那些难解的结以及来自普通百姓的感人故事等，报道题材大大拓展了。 　　马路市场问题，群众意见较大。但一方面，下岗职工确实需要这块地方，一方面确实扰民。刘彤将这两方面的难题，实事求是地摆出来，并且通过发放调查表的方式，征求民意。这么做的效果是，引起了市综合执法局局长的关注，他们通过“民生早报”节目公开征求群众意见：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应该给自食其力的下岗及困难群众一块儿“自留地”。最终方案是，在综合执法严格管理的基础上，尽量不占交通，划定收市时间表。如今，仅在一些不影响大交通的地段开设了马路市场，并规范了管理，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其实，群众的难心事不是洪水猛兽，你给他话语权，并把握得当，就不会给政府添乱。”刘彤说。在操作中，他非常注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