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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节目看我国娱乐节目制作 　　电视频道越来越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文化资源看似丰富，但是展现在荧屏时，却觉得不是少了点味道，就是多了些腥腻。电视节目如何做好娱乐又不失掉文化品位?电视的娱乐功能日益被强化，娱乐性节目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娱乐元素几乎进入到每一种节目形态。显然，过度的娱乐化势必会遮蔽电视文化所具有的其他社会功能，从而导致诸多不良社会影响。在目前我国娱乐节目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的现实境遇下，解读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节目样本，也许对于我们该怎么样做娱乐节目、怎样进行娱乐传播会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一、中国电视娱乐的现时困境 　　 　　梳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以《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为代表的综艺节目阶段，以《快乐大本营》和 的品味并不矛盾；另一方面，要尽快提高娱乐节目的制作水平，尤其是要大力开发原创节目。 　　 　　二、《中国红歌会》：一个“狂欢化”的文本 　　 　　“狂欢”是随着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引入中国后而逐渐为人所知的一个文化美学的批评术语。巴赫金对流行于欧洲民间的狂欢节进行了研究，他认定狂欢节是官方世界下的法治外假期。在狂欢节期间，所有的民间力量都尽量地进行情感宣泄，形成一种以“感官愉悦”为主要诉求的文化奇观。 　　 　　1、选秀文化的狂欢化 　　 　　目前盛行于电视荧屏的选秀节目是新时期大众文化娱乐性的重要表现，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一个大众文化迅速勃兴的年代。“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整合社会思想的中心价值观念也不再有支配性，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加塞特在中说，“大众已经决定要走上社会生活的舞台，盘踞空间，并且搬弄道具、分享以前为少数人专擅的娱悦之情。” 　　可以这样认为，荧屏选秀正迎合了大众娱乐的倾向，满足了这种“反叛”，以往少数人专擅的舞台、屏幕，已成为大众娱乐的场所。“草根”招牌下简???的报名手续和低廉甚至完全免费的报名费用，以及平民化的“想唱就唱”、“我型我秀”的口号，使诸多少男少女走上舞台荧屏，也让诸多观众激情洋溢如痴如醉。我们仔细审视这种电视文化形态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热情，再对照巴赫金所揭示的人类狂欢化现象，不难发现，电视选秀节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借助现代电视传播技术精心营造的集体狂欢，或者说它是大众文化流行中群众性娱乐狂欢化的一种形式。 　　 　　2、《红歌会》以选秀的形式狂欢 　　 　　选秀节目之所以受到欢迎和追捧，极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所倡导的参与的平民化，结果的戏剧化。江西电视台的《中国红歌会》显然深知选秀的魅力所在，所以在策划上没有排斥选秀的形式，反而是巧妙地采用这一种形式，并且继续强化了其平民化的特色。 　　相比其他选秀节目，《红歌会》可以说真正兑现了它所宣扬的对参赛者不加任何限制的承诺，为社会各界敞开大门。无门槛的报名方式吸引了学生、司机、工人、企业家、公务员甚至家庭主妇等等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选手共赴盛宴。不论外型、年龄、性别、职业或者水平，只要你有激情，有感觉，外加一点技巧，不管是谁，都可以在。“红歌会”上放声歌唱。它不同于“超女”、“好男儿”、“快男”等选秀活动中的型男俊女。也不同于只关注歌手唱歌水平的青歌赛，“红歌会”歌手的选拔则更侧重于歌手演唱歌曲的历史性、故事性、趣味性和欣赏性。这样的低门槛参赛方式注定会点燃其更多的人的红色激情。 　　正如有评论所说，在参与性这一点上，没有哪一个选秀节目能和抗衡。上至80岁的老人，下到几岁十多岁的少年儿童，工农兵学商，一起唱红歌；有父女同台竞技的互相比拼，有母女组合的动人歌唱，有陕北汉子的激情西北风，有少数民族选手用原生态唱法低吟民族小调，有高考状元跑调的《军中绿色》，有专业水准的《九九艳阳天》……红歌会现场评委之一的著名曲作家王佑贵说：“大到九十岁的老人，小到两岁的小朋友，男女老少起来唱红歌，红歌会就像链条一样把老中青三代紧紧连在一起，把经久不衰的红色歌曲传承下去，让后辈认识革命、不忘历史！”《红歌会》的参赛选手遍布每个行业、每个阶层、多个民族，体现出完全平民化、甚至全民化的特征。 　　《红歌会》的形式是大众化、娱乐化的，它不仅仅是实现了选手的平民化，且也很好地实现了受众的全民化。 　　 　　三、《红歌会》与“引导”和谐共生 　　 　　众所周知，电视文化结构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与其相对应的电视文化的社会功能也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红歌会》借用选秀的形式，通过全民共唱铿锵有力的励志歌曲，以红色精神作为主旋律，引领振兴向上的新气象，避免了选秀的肤浅和庸俗，被誉为是一场“寓教于乐的经典